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在5月28日至6月12日，在湖南考察了16天。据悉，李铁映前往韶山，向毛泽东铜像敬献了花篮，并参加了其他一些仪式活动。观察人士表示，李铁映此番露面或许具有不便道明的特殊用意。
近几日，周永康(专题)案后续案件密集了结。周永康妻子贾晓 晔、长子周滨，先后被判刑，成为舆论热点。正是在李铁映主政辽宁时，周永康从石油系统“跳槽”到行政系统担任盘锦市长一职，同样已身陷囹圄的薄熙来也在此 时“空降”大连。观者很容易对此产生联想，而这或许正是李铁映不得不作出回应的一个原因。
李铁映露面蹊跷 曾任用周永康薄熙来
事实上，李铁映在2008年从全国从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的高位退休，近年间频现于媒体报道中。2012年5月，2013年8月，2013年10月，2014年1月，2014年7月，2014年11月，2015 年3月，2015年6月，2015年11月，2016年4月，李铁映以在媒体发文、参加涉及教育文化或业余活动等形式“露面”，做法观点多符合“政治正 确”的标准。巧合的是，这也时间点也大多与薄熙来案、周永康案或其相关案件进程的关键节点相交错。
李铁映在1981年至1985年间任职于辽宁，自 1983年起担任该省省委书记。1985年后进京就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之后更是以体改委主任的身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辞去体改委主任一职，成 为中国社科院院长，2002年起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至2008年间进入全国人大。
周永康与薄熙来两位“大考虑”年轻时都曾在李铁映治下工作(图源：AFP/VCG）
李铁映主政辽宁之时，周永康已在该省石油系统工作多年，并且恰在1983年至1985年间由“经”入政，担任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85年同李铁映同期离开辽宁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也是在此期间，1984年，薄熙来由一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办的干部，“空降”辽宁省金县，担任县委副书记，由此进入仕途“快车道”。
一般认为，中国高官由下至上的升迁都存在若干个关键节 点，此时需要上级或组织系统等多方面的认可提携。而李铁映在周永康和薄熙来的仕途发展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或许也正是因此，当周薄案件被热炒之时，他 们曾经的“贵人”李铁映就不可避免地被牵扯其中。另外再加上一些时起时落的负面消息，更是使其处境尴尬。李铁映以露面的方式“以正视听”或“报平安”，就 成为一项比较自然的选择。
当然，在上世纪80年代，周薄两人均处于仕途起步阶段时，可能还没有或者没有明显的违纪违法行为。据媒体揭示，周永康在地质团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很不错，当了处长之后仍然工作积极，身先士卒，待人接物没什么架子。而且，周永康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相当简朴。
另外，老职工们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周永康擢升迅速，与 其在学生生涯中保护过文革(专题)初期受冲击的校领导分不开。他们所说的领导是当时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刘长亮和副院长贾皋。其中，刘长亮文革后曾任辽河石油勘探 局党委书记、盘锦地委书记、石油部办公厅顾问、石油工业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所以，刘长亮比李铁映更称得上是周永康的“伯乐”“贵人”。而在1987 年刘长亮逝世后，则就要看周永康自己和时势的造化了。
既然如此，李铁映仍然不时在敏感时间点表现存在，则就可能是源于不得已和无奈，受周永康和薄熙来所累。
成也说“伯乐” 败也说“伯乐”
提拔好官亦得好名，提拔的官员如果本是恶官，或者是后 来成为恶官，那提拔者也会不大光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一类“恶官”的处理将不得不对其“伯乐”有所顾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类似的反腐过程中，可 能受到的阻力来源。当然，有的“伯乐”可能会干涉对自己提拔的人的反腐调查，也有的“伯乐”会比较高风亮节。
不论如何，“伯乐”们都会被他们相中的“千里马”所 “绑架”。正如，毛泽东一手将林彪安排为接班人，但当“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亦权威受损；邓小平先后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同样也因他 们的“犯错”而受累；江泽民与胡锦涛亦分别被绑定到所谓“上海帮”和“团派”官员群体上。不论是他们的上位还是下行，江胡两人都会被分说一次。
中国遵循自上而下的人事任用体系中，而且这一体系仍然难称完善，“伯乐”大量存在，“任人为亲”现象普遍。不久前中央巡视组还曾用到了“近亲繁殖”一词，并且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
被提拔者对于自己的“伯乐”或“大家长”都会存在一种 感恩或尊敬之情，这也使得后者具有了一种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辈般的无形责任。在徐才厚迅速腐败堕落为祸军队之时，一些耿直的老领导曾对其敲打、劝诫。但 徐才厚已不愿回头，与老领导们陆续决裂。一位老领导在一次在京体检时训诫徐才厚，历数其负面传闻，怒从中来，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
当然，中国政坛中“伯乐”本是一种常态，只是在不健康 的政治环境和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才越来越体现出负作用。例如，宋平之于胡锦涛和温家宝，邓小平之于朱镕基。事实上，能够进入中共高层者，大多都有一位或几 位“伯乐”的发掘和提挈，如此才能在漫长的而激烈的仕途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既得到切实全面的锻炼，又能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段里领导国家事务。特别是在特殊 情况下，对特殊的领导岗位，就更需要慧眼识珠，大胆任用。
不过，点对点式的人事任用现象明显的人治色彩，缺乏制 度性的长期保障，容易埋下腐败隐患。更危险的是，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还会形成小圈子、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甚至危及政治安全。在此情况下，在部分维持 “伯乐”们的存在的同时，需要加强纪检系统的监督与处理，以及组织系统的制度性职能。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让真正的“伯乐”去科学地相选真正的“千 里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