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日前，香港(专题)超讯国际传媒发表文章称，美伊关系走向正常化，美国要求伊朗提供中国违反禁运制裁的企业名单。伊朗出卖中国，把华为、中兴的名单提供给美国，事件甚至影响欧盟予华市场经济地位决策。中兴最近受到美国制裁。本文作者为李永峰。文章转载仅供读者参考。
中国走出去的著名企业一直是美国重点“关注”对象，质疑中国企业违反禁令与被制裁国有业务往来。不断被美方指控违反有关制裁规定输送设备的中国知名企业，包括华为与中兴，这些公司也一直提出反驳，反对指控。
今年3月份，美国对中兴通讯展开制裁(图源：新华社)
《超讯》从不愿透露姓名和机构的美方人士获知，现在华为、中兴违反美国禁运政策更多的证据被美国掌握，美国可能随时发起新的惩罚。起因是美伊关系走向正常化，美国要求伊朗提供在禁运制裁期，中国违反禁运制裁的企业名单。伊朗出卖了中国，提供的名单上华为、中兴历历在目，铁证如山。美国甚至向欧盟通报，影响欧盟予华市场经济地位决策。此事暴露了中国企业海外扩张中新的政治风险。
中兴受美国制裁被迫改组董事会
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屡屡受挫，面临著各种各样的挑战。最新的例子是中兴通讯因为与伊朗的业务往来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 而中国中铁承建委内瑞拉的高铁近乎变成废墟而损失惨重。中国资本要想走出去，并没有那麽容易。
当地时间5月12日，欧盟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界认为其背后有五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欧盟依然认为中国政府在影响著企业的运作决定，中国企业没法只是根据市场信号来开展业务。
据《超讯》获得的消息，在欧盟议会开会前，美国曾向欧盟公开了某项证据，影响了欧盟议会的决定，也影响了中国顺利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项证据来自伊朗。随著2015年7月14日，“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美国与伊朗关系快速升温，正在走向正常化。在美国要求之下，伊朗向美国公开了受制裁期间，中国企业与伊朗之间的各种贸易往来。这其中包括中兴、华为等企业与伊朗的交易内容。但美国目前对这些证据引而不发，并没有向媒体公开。
今年3月份，美国对中兴通讯展开制裁，将该公司列入美国出口限制名单，其原因也是中兴违反美国禁运政策，但美国利用的是另外的证据。3月7日，在中国的两会期间，美国商务部在其网站公佈了两份中兴公司的内部机密档案，以此决定对中兴以及其他三家与中兴有关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一份档案名为《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该档案证实了中兴跟美国进行出口管制的五个国家都有业务来往，包括伊朗、苏丹、朝鲜(专题)、叙利亚和古巴。
这项制裁决定对中兴公司打击沉重。在制裁决定出台半个月后，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临时协定，在6月30日之前，美国暂时解除对中兴的出口限制措施。随后的4月6日，中兴改组董事会，创始人侯为贵、总裁史立荣退位。在《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上签名的几个高管也通通下台。这份拟定于2011年8月25日的中兴内部报告提及其竞争对手F7也在进行与伊朗的贸易来往，但F7在伊朗的项目比中兴的“隔断机制”更好。F7的身份引发外界猜想。据中国大陆知名IT评论员刘兴亮介绍，中兴内部多年来一直称其竞争对手华为为“F7”，而华为则称中兴为“26”。中兴认为华为内部员工多为夫妻关系，所以称其为“F7”；而华为认为中兴是二流企业，所以称对手“26”。是否真的如此，中兴和华为的员工都拒绝向《超讯》证实。但多项交叉证据显示“F7”就是华为。
法律顾问向FBI举报中兴
值得关注的是，随著美国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美国正在调整对伊朗的禁运产品名单，中兴在2011年之前销售往伊朗的一些产品，最近正在从美国的禁运名单中删除。同时，美国商务部所公开的中兴公司内部档，也是在2012年获得。为什麽在近四年之后突然抛出？其背后複杂的政治考量引发外界猜想。根据美国《连线》等媒体报导，中兴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子公司的法律顾问Ashley Kyle Yablon，早在2012年5月份已经向FBI举报了中兴公司，并且允许执法人员从他的工作电脑中複製相关档案。而Ashley Kyle Yablon还披露，中兴在掩盖与伊朗有关交易的细节之前，还曾请示过中国政府。Ashley Kyle Yablon表示，他因为拒绝参与掩盖丑闻，被中兴领导冻结业务活动，所以才向FBI举报，并向法院起诉中兴。
华为是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製造商、第三大智慧手机生产商。中兴是华为的老对手，在电信设备和智慧手机两个方面，都挑战华为。这两家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最成功的典范，美国对中兴的禁令刚一出台，中国商务部便表示“对中兴公司採取限制出口措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美方此举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一位来自美国的消息人士对《超讯》表示，美国已从伊朗获得更多华为、中兴违反美国禁运法案的证据，无论美国会不会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证据，这都将成为华为、中兴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一边厢，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正在正常化，美国与缅甸的关系已经获得改善，美国与叙利亚、苏丹乃至朝鲜的关系，也随时可能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企业过去与他们的交易，有朝一日会不会也由这些政府向美国公开呢？这显然构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所遇到的新的政治风险。
委内瑞拉中国高铁工程烂尾
华为、中兴大举投资伊朗是在2009年，伊朗爆发绿色革命、西方企业从伊朗撤离之际，中资企业火中取栗快速扩张。这种扩张既符合企业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受限于电信设备的众多原材料还需从美国进口，所以既要火中取栗，又要警惕美国的制裁。这几乎成为中国企业在第三世界战乱、集权国家投资的常态。
随著“一带一路”计划的大规模展开，更多企业带著资本出海，他们是否充分意识到各地的风险呢？2009年，中国中铁与委内瑞拉国家铁路局签订合同，承建迪阿铁路，并于2014年4月10日动工，这被视为“中国高铁全面走出去的第一案”。但现在随著委内瑞拉国家经济的崩溃，铁路早已烂尾。中国工程人员也于2015年1月份离开工地。无论是中铁这类大型国企，还是华为这种民营企业，尽管有多年的海外投资经验，但依然可能因为当地政局变化而遭遇巨大损失。未来，更多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对此也不得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