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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荣基讲述去年10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直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称，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是否在“一国两制”下沦陷？

何频说，林荣基的一些细节和观察有些是有主观的情绪存在的。但是现在这件事就看出来香港和大陆的制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种是文明的制度，一种是野蛮的制度。林荣基先生在大陆被扣押期间，基本的人权都受到了挑战，甚至没有权利面见律师，以及为自己辩护。但是在香港他就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基本区别。现在处理这些事情，中国政府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处理，丝毫不考虑民众的诉求和权利。无论是什么人，都有权利寻找律师和为自己辩护。这就是中国现在问题的症结所在，文明社会的人，在中国是没有安全保证的，这种事情传出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名声影响非常大。这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巨大的隐患。不过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香港仍然享有新闻和言论自由，这是香港人应该坚决捍卫的。

对于这次林荣基是被中央专案组所抓捕的，章立凡认为，中央专案组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久违了，这个词是文革时期针对刘少奇等人的一个词。但是近年来，中央专案组这个词仅仅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出现，但是现在用中央专案组来对付普通国民，尤其还是香港的居民，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十分令人吃惊。这次中央专案组肯定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跨过一国两制来做这件事。这件事应该说是比较愚蠢的，显然中共当局是过分重视了这件事，因为高层人物有一些风流韵事本身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这样处理一个小小书店的员工，这件事让人觉得中共在这件事上非常愚蠢，等于自己承认了这些流言的存在。

明镜集团在香港也进行一些图书出版的工作，但是在这次的事件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对于这一情况的原因，何频说，首先明镜集团是一家在美国注册公司，所以大陆方面很难对明镜集团进行管制。另一方面，明镜集团出版的东西以事实确凿的东西居多，很少有花边新闻和八卦，所以也比较难以找到制裁的口实。现在比较严重的影响是，铜锣湾事件给传统图书出版这个夕阳产业比较沉重的打击，远远超过了铜锣湾事件本身的初衷和出发点，这件事情现在加重了香港人的恐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件事的结果被放大，对中国造成非常坏的影响。现在的趋势就是由于传统媒体在香港的渠道被强行掐断，很多出版商都转型成了新媒体，新媒体的影响力是远大于传统媒体的，这种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动对于限制言论自由其实根本没有帮助。所以这次中共的行为是非常不当的。

章立凡说，中共体制内还是有开明派的，但是他们肯定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当权的往往都是一些不够聪明的人。但是一些老人还是有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物。比如刚刚去世的吴建民先生，他作为一个著名的“鸽派”，一直在与好战的军方鹰派和一些激进的媒体人如胡锡进在进行辩论。他的观点即使是从中共体制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中共开始走另一条路，开始有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现在吴建民就受到了中共体制内的批判，就可以看出中共现在的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氛围。

港府特首梁振英近日发表了对于书店事件的声明，表达了对于中共当局的抗议。对此，章立凡认为，作为香港特首的角度来讲，梁振英是没有办法不这样说的，无论是作为特首，还是作为建制派的角度来讲，他都不可能有不同的姿态。这次铜锣湾事件实际上打破了中共的两个形象，一个是依法治国，一个是一国两制。这次的铜锣湾事件直接折射出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卑劣和没有底线，基本上就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不光是香港人愤怒，大陆人也愤怒，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安全感。梁振英作为特首，他必须要针对这种事情发声，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于建制派非常不利，因为到现在为止，建制派都没有敢公开发声，建制派在这件事情上基本上没有办法评论，铜锣湾事件给建制派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对于中共当局要求林荣基提供订书者的名单，何频说，如果读者和作者的名单被透露，是非常没有职业道德，应该被谴责的。这也体现了中共的情报能力之弱，甚至都拿不到一个小小书店的读者信息。而且就算拿到了，也根本找不到有什么有效的信息。中共可能是急于想要阻止某本书的出版，但是现在情况完全超出了中共的控制，铜锣湾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共的国际形象继续受损。至于林荣基的安全问题，相信香港会给林荣基先生足够的保护，如果林荣基先生有不测，那么事件会比现在更加复杂和庞大。中共在这件事上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再去伤害林荣基先生，否则会直接影响中共的统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