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日前，据称十八大后在中央高层内部流传的《新加坡发展之路》公开出版，这本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被认为释放出重要的政治信号。新加坡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这“足以表明在十八大以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推行体制改革的决心没变，改革的努力是有方向的。”
这本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官方调研结果，与2016年1月成书公开销售，但在近期得到普遍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这本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的中国官方调研结果，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政改是有方向的，中共也恢复了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
上述课题组组长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副组长是周立存少将和朱成虎少将。新加坡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透露，刘亚洲、朱成虎等人完成的报告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写好，十八大以后在中央高层内部流传，隔了这么多年才在今年年初公开出版，“很可能反映了中国和新加坡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
2016年3月，习近平(专题)视察官方大学，刘亚洲（左）伴随左右（图源：新华社）
前香港(专题)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指出，“这个课题组的级别很高，对新加坡的政治结构的认识也是高屋建瓴。”刘亚洲被外界誉为“军中国师，信奉国家主义，是军队改革派人物。刘亚洲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其妻子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活跃于政界。
周立存现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成员；朱成虎是军中知名“红色理论家”，其外祖父是位居中共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
他们在书中总结说，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启示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努力塑造占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为未来民主普选奠定必要的法律界限；调整改革党政组织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有效执政问题；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普选的政治目标。
郑永年表示：“十八大以后，中共在（2013年）三中、（2014年）四中全会发布两个改革决议方案，明确了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政治体制两方面的改革方向。但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方向还是不清楚，改革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发展之路》的出版，足以表明在十八大以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推行体制改革的决心没变，改革的努力是有方向的。”
观察人士指出，这本书的得以出版，显然获得中共高层一定程度的认可，其背后的意涵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新加坡政治上的发展路径，是中共可以借鉴的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北京会“萧规曹随”的沿着新加坡的模式推进，但至少表明，在政改的议题上中共并没有裹足不前。
中共此前一再强调，中国决不会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确定的新路，调整现有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一再进行这样的澄清，说明改革的边界，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更是对政治改革自我认知的重申。
全面掌握党政军权力的习近平，经济、社会、治党整风等领域多有表述和动作，数不胜数，但从未谈及政改。因此，外界也断绝了对于习近平推进政改的遐想。但是，不说不代表不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当年屡屡高呼政改不同，习近平在内中共现任高层在这一方要谨慎的多。在短期内，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或将不会成为习李政府的施政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不会在这一议题上进行谋划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