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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南省六建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蒋艳萍，不仅通过与40多个官员的性交易，从一个仓库保管员爬上了副厅级高官的宝座，而且即使最终身陷囹圄了，还能用“肉弹”把看守所副所长放倒，得以“绝处逢生”，简直就是一个“桃色传奇”。本文摘自2007年第5期《百姓》，作者罗满元，原题为《花翎与红杏》。
贪官的“追求”、情人的“愿意”、惩处的“忽略”、职能部门的“装聋”、整个社会的“作哑”，为“桃色贪官”的生存和发展开出了五张“通行证”，为贪官桃色新闻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土壤和条件。
有中国“政坛新星”之称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腐败落马！与其他贪官落马不同的是，邱晓华的腐败不仅涉嫌贪贿、生活腐化，还涉嫌重婚罪。在腐败官员名录里，省部级高官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邱晓华可谓第一人。
有人笑了，说这是“高级官员”犯下的“低级错误”；可更多的人没笑，他们严肃认真地说，在邱晓华之前，这样的“低级错误”绝大多数贪官都犯了，而在他之后，许多贪官还在犯。于是，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人在谈论层出不穷的贪官和他们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
形形色色的“桃色贪官”
在海南查处的贪官中，有5个“色贪”各具特色：“痴”者有原海南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李耀祺、原农行琼山支行科长韩新。前者年过六旬，疯狂敛财7000万元，供比其小30多岁的“佳丽”任意挥霍；后者风华正茂，也贪贿1497万元，用以献媚情妇(专题)。两人最终皆被执行死刑，但他们都觉得“死而无憾”，大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痴情”。“猛”者如原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一口气包养了6个情妇，而且个个都为他生下孩子，绰号“情妇队长”。“慨”者有原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原海南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冯戈宁，在单位他们都是“一言堂”、“吝啬鬼”，可在情妇面前，他们又言听计从、挥金如土，都以千万黑金买得美人笑。
如果编制一份“色贪榜”，上述5名贪官的“桃色业绩”虽然不错，但排名肯定靠后，不仅在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的“超级纪录”面前黯然失色，与被称为“五毒书记”的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的“床上一百单八将”相比不值一提，甚至还要远远落到以拥有“金陵十三钗”而“自豪”的原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金贵和敢于长期包养一个16岁女孩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等人之后。
如果说上述这些贪官花了钱得到了“肉弹”的话，那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的“大手笔”说出来就会吓你一跳：他找一个小姐给他捏脚，小姐说她想买房子正缺钱，老毕一出手就甩给小姐20万元。毕玉玺之流满足的是“美女捏脚”，而孟庆平、王建业之辈满足的则是误把奸情当作了真情。原河北省副省长孟庆平，是个“花省长”，东窗事发后，他的数个情妇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他老先生却还在“老实”地“交代”说：“她们跟我都是真感情。”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与情妇史燕青共同贪贿近千万元，王建业逃到了国外还想着史燕青并设法“救她”，可史燕青一落网，就为了保命把王建业给“卖”了。事发前，王建业的哥们还提醒他对史燕青别太“死心眼”，可王建业教训他们说：“什么事都是旁观者清，感情的事就是旁观者不清！”
与男贪官不同，女贪官进行的权色交易又是另一番风景。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原本只是一家县食品厂的普通女工，却凭着自己的身体“本钱”一路“高升”，尤其是成了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情妇后，她的升迁更是一帆风顺，最终坐上了厅级官位，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检察机关在查处尚军贪贿案时，说尚军并不存在“以色谋权”的问题。而原湖南省六建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蒋艳萍，不仅通过与40多个官员的性交易，从一个仓库保管员爬上了副厅级高官的宝座，而且即使最终身陷囹圄了，还能用“肉弹”把看守所副所长放倒，得以“绝处逢生”，简直就是一个“桃色传奇”。
还有，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将诸位情妇召集起来一起“联谊”摆“群芳宴”、原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锐“双规”时被情妇组织人马成功“营救”……形形色色的“桃色贪官”制造的桃色新闻，不仅形形色色，而且数不胜数。
权威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人，而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贪官腐败案中，有权色交易的几乎达到了100%！贪官的桃色新闻如此之多，而且各有千秋，我们无法一“文”打尽。有一句名言叫“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套用一下，“100个贪官至少有95种桃色新闻”。
“桃色贪官”的5张“通行证”
在中国传统和主流的道德价值体系里，“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来说，都不是件体面的事，但如果“贪官”和“桃色”连在一起，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简单地考察一下两者能够结成“玫瑰之约”的原因，至少有五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
从情人本身看，他们“愿意”。给贪官当情人，是“发财升官”的一条“捷径”，因为情色的价值成本和损失成本不可量化，法律没有也无法规定，可塑性太强了，不仅值得挖掘的“潜力”很大，而且承担的法律风险又很小。这样，双方一结合，就都找到了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大的最佳方式，都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坊间有了“裤头一拉，票子一沓”、“看得开就划得来”等等的民谣。于是，在湖北天门，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张二江是个“五毒书记”，可仍然有少数女干部心甘情愿去“送菜上门”，因为在赢得张二江欢心的女干部中，有7人得到了提拔，两人的丈夫得到了升迁，老百姓讥之曰：“一夜春梦，终生受益。”于是，在深圳罗湖，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女公安局长安惠君喜欢单独带年轻英俊的男下属“出差”并索取其性贿赂，但仍然有少数男警员渴望带上自己，因为一路上如果“侍候得好”，说不定一回来就会得到提拔，甚至有可能“连升三级”。
从查处贪官的结果看，一般“忽略”。这一点毋庸赘述，无数的惩贪案例已经证实，除非贪官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闹出了人命官司，否则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统统可以装入“生活作风”甚至“个人隐私”这个大筐里，加以掩护甚至保护起来，一般不会列为惩处的依据。且不说调查难取证难这些技术难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单从“保护干部”的角度看，有人也会有一种很“人性化”的解释：“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从职能部门的监管看，基本“装聋”。关于生活作风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一直是党员干部的“高压线”、“政治生命线”，如果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一生的前程就基本玩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官员的观念意识也来了个偏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革开放”，原先那种为人不齿的生活作风腐败问题，渐渐在他们眼中“香”了起来。这样的“干部基础”一厚，作为专事监管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就有了自己的难处，况且他们中的一部人也是这样的“干部”，监管的难度就更大了。同时，一些纪检监察部门也片面地认为，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经济问题，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生活作风问题那是“小节”，不会影响到“大局”。渐渐地，一些纪检监察部门对官员的桃色新闻就见怪不怪了，就麻痹了，就基本“装聋”了。原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包养6个情妇“全城皆知”，时间长达10年，可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是这样一个“整个临城人都知道”的“桃色贪官”，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却从来没有“过问”一下。
从整个社会的心态看，大多“作哑”。贪官的桃色新闻，坊间流传，官场并非不知道，而且有可能先知道。但对贪官的桃色新闻，整个社会大多采取“看客”态度，“作哑”了事。对民众而言，当地有了贪官的桃色新闻，不管是查出来还是没查出来，都能只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说说笑笑而已；对官场而言，饭后茶余谈论一下也无妨，但一到正规场合，一到负责任的场合，全都会避而不谈，全都会“不知道”、“没听说”；只有几家“不太听话”的媒体嚷嚷几句，但又大多是战战兢兢，大多是谨小慎微地“据传”、“据说”、“有人反映”等等什么的，而且大多报道本地以外的贪官的“花花事”。
贪官的“追求”、情人的“愿意”、惩处的“忽略”、职能部门的“装聋”、整个社会的“作哑”，为“桃色贪官”的生存和发展开出了五张“通行证”，为贪官桃色新闻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土壤和条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和深思，也不能不让我们开出“药方”加以“救治”！
从贪官本身看，他们“追求”。古往今来的贪官，所贪不外财色两宗，但钱财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人最终的消费还是感官的满足，于是“饱暖思淫欲”，美色能满足贪官的性需求，而且贪官的钱财是贪来的，花起来更不心疼，所以贪官追逐“桃色”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果他们用无耻告别了羞耻，他们就会自甘堕落，没有了道德标准，追求美色，也就成了他们的“荣耀”。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副厅级总经理金维芝曾大言不惭地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的话，则从另一面印证了金维芝的观点：“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着李嘉廷去的不少领导干部也大多带着女人，那些女人基本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