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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本文选自《华国锋下台内幕》，作者师东兵。
1978年1月6日，华国锋在北京出席会议（图源：Getty/VCG）
薄一波没想到在怀仁堂口碰到了陈永贵，只是他虎着一张脸．爱搭不理地往里走，见了自己仿佛压根儿没见着，不认识。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成见？这使他感到一阵愤慨。
“永贵同志，请留步。”
薄一波终于主动开了口，陈永贵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转过身来，等着薄一波走到跟前主动伸出了手。
“永贵同志，我这回重新工作，对各种事情都还不熟悉，需要你多帮助呢。”
“哪里的话，现在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对你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有什么不懂的？大概不是让我帮助你，而是请你来帮助我吧！”
到底是庄稼人，说话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子，但是，薄一波心中一阵酸痛，同样的陈永贵，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上旬，陈永贵来到北京开会，连续几次打电话要见薄一波，一直等了一个星期。薄一波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抽时间接见了他。
那时的陈永贵，在他面前显得那么虔诚，那么恭敬，开口“薄副总理”、闭口“薄副总理”地喊得可亲热哪。他给薄一波带了一袋小米、半袋绿豆。
“薄副总理，亲不亲，故乡人。俺们大寨最引以自豪的是，京城里有咱老乡作大官。一个是彭真同志，一个是你。您离大寨最近。乡亲们日夜盼望着你能到大寨来看一看。如果您不嫌弃，等你退了休，就回大寨住吧。”
“那不给你们加重了负担啦？”
“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啦？大寨永远可以作为你的家。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是俺们的亲人。”
薄一波记得很清楚，就在此次接见的两年后，陈永贵和刘格平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成了赫赫有名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年春天他又来北京开会，参加了首都工交口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自己在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以后，挂着巨大的纸牌子被推到一个人跟前。
“薄一波，你还认识我吗？”
薄一波忍痛抬起头，朝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认识，你是永贵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陈永贵厉声地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你怎么能称我为同志？你对山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山西人民早就强烈要求把你揪回去．接受一千七百万山西人民对你的审判。你知道吗？”
薄一波低头不语。
这时，身后的红卫兵狠狠的捶了池一拳：“薄一波，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为什么不回答？”
陈永贵大声说：“你无颜面见山西父老，对不对？今天我就是来代表大寨、代表山西人民声讨、批判你的滔天罪行的……”
又是十二年过去，同一个陈永贵站在面前，不知究竟是谁愧对乡亲父老？薄一波的眼圈发潮了。
“永贵同志，来，我们到休息室里好好谈一谈。亲不亲，故乡人嘛。”薄一波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伸出手来对他示意了一下。
这回，陈永贵没有拒绝，跟着薄一波进了怀仁堂，在那间铺设古朴而典雅的休息室里坐下来。薄一波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但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打算仓促成事。反正他们已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永贵同志”薄一波的声音很低沉：“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提高认识水平的。应该看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是受害者，只不过角度地位不同罢了。”
“薄副总理”陈永贵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现出像是困惑不解，又像是倔强不屈的那种光芒：“你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
薄一波打个怔，他没想到这位大老粗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话题，倒真使他有点不好回答了。但他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人，脑瓜子转得很快，他不动声色地反问：“你看呢？”
“我看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刘邓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重新决定的三中全会路线。你觉得这条路线不对吗？不要紧，永贵同志，我们今天算是彼此交心，同样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薄一波说：“外国的反动报纸说我们党内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说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己危如累卵．这显然是恶意的挑拨。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相互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
“我们是应该讲团结．”陈永贵说道：“但有一个基础，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团结。现在有人在搞多中心论、无中心论，华主席的许多主张得不到贯彻。”
“华主席的话都对吗？”
“有人明明是欺负他老实，如果毛主席在，他们敢这样吗？”
“永贵同志，怎么能够把华主席和毛主席简单地作比较呢？”薄一波说：“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他的功劳高大无比，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所以，毛主席可以犯些错误，而我们这些人绝不能覆蹈他的错误，这个常识你应该懂！”
陈永贵也不冷静了：“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起来．更不会有今天。人应该有良心。”
“我当然知道！”薄一波微微笑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根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现象的。”
陈永贵的脸“腾”地红了，头上也冒出汗珠子，显得有点狼狈和尴尬。他当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会议室里，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蜂，比他还要狼狈，还要尴尬。
叶剑英和陈云坐在华国锋对面，正在心平静气地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细节问题。由于经济工作上一连串的失误，华国锋被陈云列举事实问得筋疲力尽。他已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等于在演独角戏。对来自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刺耳话和政治局这几位元老们的各种问题，他都难以作答了。
“国锋同志，”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和他谈话或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时，便直呼其名，很少再用“华主席”称呼，更不再提“英明领柚”了。他的身子仰在沙发后背上，双肩靠在后背垫上半闭着眼睛，打着手势说：“我已老了，我一直想让年轻人干，只是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当顾问。现在中央的班子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建议让赵紫阳同志到政治局来，参加中央政策的决策。”
“紫阳同志不合适。”华国锋坦诚地说：“大家对他很有反映，他不成熟。”
“要说反映，党内党外，国锋同志你也很有反映嘛。”陈云不客气地说：“你难道就成熟了吗？两年多来你抓经济工作证明你很不成熟，很不老练。但大家依然拥护你当全党的领袖。”
“我不能和他相比。”华国锋笑了笑说：“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抓各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说我不成熟、不老练；岂不是说毛主席也不成熟、不老练了吗？”
“国锋同志，不要那么相比嘛。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很谦虚的，现在也希望你能和大家很好的合作与团结在一起，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放弃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意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对紫阳同志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同志都有看法，都有意见。我不能为一个而失去几个，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陈云马上反驳，叶剑英伸手制止陈云，慢悠悠地说：“在四川，紫阳同志赢得了人心，到处都流传道‘要吃粮，找紫阳’的新谚语，我看其他省市这样的情况不多吧？现在全党正在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国锋同志．我们都是为你而着想啊！”
陈云也说：“老同志给你提意见，有些话也许难听一些，但他们都没有恶意，都是诚心诚意帮助你。我们不忍心让你看笑话．都想帮助你……”
“如果你总要错误地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意思，那好，我们可以不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不行，我们可以辞职。”叶剑英的脸色泛出红晕，说到这里，不停地咳嗽起来：“我现在就……咳、咳、咳，请求中央批准我退位……”
这下，华国锋尴尬地坐不住了，慌忙站起来，过去给叶剑英捶背：“叶帅，你千万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要激动呢？你不要着急！你再不要考虑退的事，你永远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可我们的许多话你又听不进去．老同志能不着急吗？”陈云埋怨道。
华国锋说：“好、好，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听你们的。我收回刚才的意见，好不好？”
陈云冷静地看着这位步步后退的党中央主席，极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已经看出了华国锋的心思，他正按着他们预先给他划好的路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往下走，就在黎明前那个他即将悲伤的时刻……
叶剑英又恢复了常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现在很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时，诸葛亮也有教训：‘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廖化你知道吗？”
华国锋脸一红，硬着头皮点点头。对这个名字他感到陌生，但又不好意思细问，只好点头应承。他最怕在人多的时候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本来叶剑英的话有时他就听不懂，再加上叶剑英又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吟颂些唐诗宋词，这就使他更加感到与他谈话艰难，大有话不投机之感。叶剑英也有自己和华国锋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的念头，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想法，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样子。
“诸葛亮本来老．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愿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不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叶剑英又开始引古喻今了：“蜀国人才事必躬亲，有些事放手让别人去干，干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再予以纠正嘛。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诸葛亮这个人很有远见，也很会处理问题。他的《前出师表》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得出的经验。”
陈云接着说：“叶帅讲的这几句话，很值得国锋同志沉思。什么叫贤臣？什么叫小人？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些在你面前敢干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话比较难听的人，不一定是恶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之所以敢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你面前力陈利弊，未必有什么野心。倒是那些在你面前口口声声说拥护你，支持你、给你甜言蜜语灌迷魂汤的人，倒真要小心呢。林彪不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这类阴谋家大有人在！”
转瞬之间，一阵恐惧的心理钻进了华国锋的腹部。他想起了很多人，其中想得最多的是汪东兴，他肯定是这种人吗？其他人又怎样呢？是的，叶剑英，陈云、小平、李先念都已老矣，他们难道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吗？
令中外观察家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只开四天。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华国锋对这两个文件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时，人们没有对此表示出过多的热诚。
公报一经广播和发表，各国政治家和国内那些对时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段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再履行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委员……”
汪东兴看到那几个他最腻歪的人终于以微弱的多数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那几个自首、变节分子重新担任中央要职，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我都感到丢人，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又安插了新的定时炸弹，这实在是天大的过失！”汪东兴厉声对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十多人说。
“我们也没办法，华主席同意这个提案和日程上会，就保不住他们会通不过，”他们显得都很垂头丧气。
“唉，文化大革命算是白搞。”汪东兴说：“怪不得毛主席临终前一再说．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如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这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问。
汪东兴没好气地说：“叫不叫，你们自己看。我刚才念的是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看得真准啊！”吴德说。
纪登奎冷冷地说：“毛主席还说过，有些右派利用我的一些话企图永远高举黑旗时，但那样就不好了，左派们会利有我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汪副主席，我的这些话，是不是主席的意思？”
“意思没错！”汪东兴也冷冷地回答。
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
“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吴德乏困地说道：“当我允许邓小平站出来，我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人从来是出尔反尔，他的保证、许诺一旦达到目的后是会宣布作废的。”
汪东兴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利用这个原理会随心所欲地朝令夕改，肆无忌惮地歪曲、抛弃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当这些人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倾吐牢骚，大骂别人时．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下了逐客令：“这些问题以后再议吧，回去以后你们谁也别再说什么，要注意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千万不要被别人抓把柄。好了，就这样吧！”
国庆节的前两天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那座被千丝万缕金色的太阳光线镶了一层金边的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位各界人士至聚集到大厅．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当政治家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时．不管他们内心怎样忧伤、焦虑，脸上总要挤出那副千人一面的笑脸。他们总是紧紧地包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把需要张扬的那些东西作为策略和手段宣讲出来。
华国锋满面笑容地主持着大会。
叶剑英宣读那篇近百人精心敲定的文字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看得出来，大会堂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对此失去兴趣。他们瞪大眼睛，指指点点，欣赏着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人，回忆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争的神态，如同在读一部清晰得不能清晰的无字书。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许多人字斟句酌地品着叶剑英的这段话，同样也回忆着他前几年的言论．发现了他的讲话中明显的变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赤胆忠心地辅佐华国锋的。他们对政界这种扑朔迷离的幻象始终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这些超级演员们的言行，究竟哪些是真的而哪些是假的。
叶剑英数落完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嗓门：“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到读到这里，冷不防华国锋接过话筒喊起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时也是出了大力的。”
于是，又是一片鼓掌声。
叶剑英紧接着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博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庆祝大会结束时，正是晚霞映红西方的天空之际。天上的云彩，给大会穿上了五色鲜艳的衣裙。参加大会的人流离开大会堂后，从四面八方又响起各式各样的议论。
历史开始在这里转弯了，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