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怠政掣肘高层 习近平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官员怠政掣肘高层 习近平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自十八大以来,中共新领导人大力整风、铁腕治贪,加大了对官员体系的监察和巡查,这给整个官僚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近年来,外界不仅观察到中共政坛官员自杀呈现上升趋势,更认为官员群体性怠政已经成为威胁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共的官员群体士气已经降至冰点,这不仅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专题)和他的政治搭档李克强(专题)非常无奈,也必然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障碍。但是习近平显然并未被这种弥漫官场的惰性氛围掣肘。在6月27的中共深改组第27次会议上,身为小组组长的习近平一改之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姿态,对中共官员系统首次撂下狠话“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官员怠政掣肘高层 习近平撂狠话不改革走人

  屡说不改的为官不为

  中国经济如何在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力挽颓势?阻力重重的改革又如何在官员怠政的挫折下继续推进?这不仅需要中共高层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更有赖于作为执行层的地方官员们与北京的有效联动。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一种趋势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那就是正在弥漫的“为官不为”氛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使中共地方官员保持高昂工作热情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可见的GDP数字,另一个就是起到“催化剂”效果的腐败。前者是众官员可以共识于人的官场业绩,后者则是他们隐于人后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并且官员越多地涉入经济建设,就越能获得好的政治业绩,从而得到更多的直接利益回报。如今,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高层的打击贪腐,这种曾经推动官员“积极有为”的动力已经消失。

  “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一项审批时限20天,拖到第19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办不了!”上述现象,只是中共官场“为官不为”的冰山一角。习近平曾将其总结为“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三种类型。

  不仅是口头批评,2015年两会时,中共高层干脆将“为官不为”写入了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虽然这并非领导层首次口头批驳“为官不为”,但将“为官不为”写进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

  早在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曾说“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如果说这时候的中共高层对于为官不为还以委婉劝说、鼓励有为作为主要方式的话,其后的口风显然转向严厉。2014年10月8日的“整风运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表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除习近平外,具体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多次批评为官不为,甚至为此“拍了桌子”。“(官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撤职的要撤职!”

  虽然如此,但是显然众多的怠政官员们并没有随之而改变。有媒体评论认为,“在有千年官本位历史的中国,稳定官僚体系,令它有效运转一直是个难题。时至今日,如何重启官僚系统,以重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依旧是难题。”

  社会转型需大浪淘沙

  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生与死的考验中,中共被锤炼为一个凝聚力战斗力异常强大的集体,甚至能够与当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交手并不落下风。这离不开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每个个体能量的集中与奉献。中共官场这一群体特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刚刚经过文革(专题)十年动乱的中共“元老”们积聚了数十年的建设热情终得释放,整个中共的政坛体系充满活力和探索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官场基本谈不上“为官不为”现象,反而有乱为妄为之象。尤其是“权力寻租”成为不变现象并对地方官员构成直接的物质刺激之后,官员腐败渐成一种被默认的整体机制,并形成强大的体制惯性。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公正不健康的,久而久之,中共执政团队内部物欲横流、中央政府监管乏力,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日益加深。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新执政者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式呈现。

  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共第五代领导层阻滞和打断了旧的发展惯性,但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高效的发展惯性。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能一蹴而就。这就好似一位司机驾驶高速行驶的汽车从一条日益狭窄颠簸的道路转入一条康庄大道时,需要一个刹车、转向、加速的过程。不仅是中共官场,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都正在从一个惯性朝向另一个惯性之间进行“势”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否顺利的进行,取决于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也就是说,习近平需要在保持既有方向和规划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官场积极性,实现一种新的官场生态。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的讲话,习近平就已经释放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信号。

  从群体上看,当下的中共执政团队,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政坛,特别是经历过20余年物欲膨胀、缺乏管束、任性横行的时代后,要让所有不纯洁、不合格、不理想的官员都来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精神升华,并投身献身于国家建设,实在是一项浩大漫长的工程。“为官不为,尸位素餐”已经成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心腹大患。但是“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狠话,也表明了中共高层要下“狠药”整饬这一官场弊病。“不信邪”的中共自信能够做到,但如何才能做到,何时才能做到?目前还未出现明显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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