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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此后，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专题)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本文摘自《许家屯回忆录》。
晚年许家屯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专题)“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 “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 “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妇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妇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心香港华人财团“雇佣”治港的英国人，或英籍人士，我问他们主张“雇佣”什么样人，他们又说不出口，支吾以对。
不论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们，第一：我答允将他们的要求，向北京高层反映；第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敏感问题，中国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议他们不要再扩散，特别不要再通过传媒，在报刊上议论。（我担心北京过度反应，作公开批判，增加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会时，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找我谈话，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见他听得很有兴趣，反映过后，问他，要不要写一个文字的报告？江泽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发一个电报来。”我又问：“要不要同时报小平同志？”江泽民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我回港后给“中央常委并小平同志”发了报。
四中全会开会期间，我没有去港澳办，没有和他们谈及这一问题。不久，港澳办开会，讨论香港工作。会议未开始前，在姬鹏飞办公室闲谈中，提及这一事件的电报，鲁平声色俱厉地批评：“还是老一套，卖国求荣！”周南同声响应，姬鹏飞沉默不语。散会后，我适与鲁平走在一起，便告诉他，发电报是我口头汇报后，江泽民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江泽民在一次会见某些香港人士的讲话中，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此议。我很诧异，为何久未答复，香港关于此议已见淡化，总书记为何又公开答复，后来知道，鲁平向中央告了状，诬告我说过，因江泽民同意了这个建议，我才发报的。江泽民才有此公开澄清。
同意发电报变成同意建议本身，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
五中全会江泽民做了政治报告，李鹏也做了所谓重要讲话。他们举起“治理、整顿”大旗，阻止改革开放。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个体户“开刀”，提出要使所谓非法致富者“倾家荡产”；乡镇企业要大加紧缩……在中顾委会的小组会上，多数表态“拥护”新总书记和总理的报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态，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小组长要我发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况，没有正面表态。但对个体户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策规定，没有立法，如何区别合法、非法，建议加快立法。私下，与会者议论不少，不少人认为江、李主张的一套，不合当前实际，难以实施，有人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计行不通，地方上会有抵制，群众也会有抵制。会给地方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过一段是会恢复的。”
江泽民、李鹏这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使我陷入难以表达的失望之中。我为香港担忧，为中国共产党担忧！
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我估计，我和他们已不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唯唯诺诺，听从北京那几个人的“瞎指挥”，我做不到。五中全会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更使我失望，我决心退休，看能否争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参加中顾委分组会休息之际，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央没有考虑你的退休问题。”我回答说：“我已七十出头，年岁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劳，还请中央批准。”这也是实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还是不提为好。同时，我提出要求：退休后拟在深圳定居，做点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现在不是你退休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一面又说，“中央一时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适当人选”。我便介绍，“叶选平可以，他是广东人，对香港情况也比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较多。”宋平说：“这个想法不错，好处可能多些。”
隔了几天，仍是五中全会期间，宋平又要中央组织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告诉我，不要考虑退休问题，中央确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又说，如果将来退休，几点要求不成问题。
期间，见到杨尚昆，我请他向中央转达，我退休的要求，杨尚昆很干脆地回答：“现在不考虑，工作一段再说。”我坚持请他转达，他摇摇头，不以为然。为了促成北京让我退休，我决心利用公开场合，制造气氛，也可以让港人有心理准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应邀出席巨商郑裕彤的皇朝会俱乐部开幕仪式剪彩，在记者采访时，我主动讲，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问题。消息传到北京，首先接到杨尚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杨尚昆有些不满意，转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 接着，北京又有人告诉我，中南海(专题)对新华分社人事有新决定，周南将来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兴，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该公开主动讲退休这件事，“给他们机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与我退休事有关。次日到京，当晚李鹏、宋平、还有中组部部长，在中南海召见，他们开门见山，刚坐下就宣布：“中央决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么意见？”他们不讲是我主动要求退休，而说，“中央决定”，我笑着回答他们：“感谢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并建议，“周南可以马上来港接替，公布的时间是否放在人大通过基本法后，刚港人有一个心理准备，过一个平安年。”他们当时表示可以考虑。时候，却认为我这一建议是“恋栈”，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催我离开香港。
谈话到了“尾声”，我起身告辞了，李鹏突然转身问宋平：“老同志们那里通知了没有？”宋平说：“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书都在座，他们会汇报。”我知道邓小平、陈云等都派秘书参加常委、书记处会议，以便具体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他们的一问一答，说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决定（随后，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荐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邓小平、陈云，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
次日上午，见到姬鹏飞，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宋平只在某个公开集会上告诉他，周南将来港接替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姬鹏飞还告诉我，他曾对宋平讲过： “周南外交上有经验，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还对我讲，“他们不了解情况，你在香港打开了局面，贡献大。”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笑笑回答说：“是你领导的好。但李鹏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我在港工作六年，只字未提，不知他们是怎样评估我的。”
下午，姬鹏飞派人传话，中央决定要港澳工委负责人（即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全部到京开会。原来，李鹏他们对我前晚的表态不满，认为我“恋栈”，要采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泽民主持会议，李鹏约迟半小时到会。宋平、姬鹏飞、李后、鲁平、周南都参加，新华分社全体副社长到会。
江泽民一开始便宣布中央决定我退休，调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华分社副社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江泽民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交接建议做了一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江泽民、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