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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他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这三声虽然敲得不狠，但自知理亏的陈毅已经是心跳加快，羞愧不已，身体依然站得直直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加挺立。本文摘自2008年第10期《世纪风采》，作者孟红，原题为《周恩来鲜为人知的严厉一面》。
1973年，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发言（图源：AFP/VCG）
多少年来，反映周恩来总理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及回忆录，多是侧重展现周恩来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忍辱负重等品格，但有血有肉、真实全面的周恩来绝不缺少严厉的一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不止一个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但这里所言的“怕”总理，缘于周恩来的严厉，缘于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
“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面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对于个别太不像话的人和事有时则会忍不住发起脾气来。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部长令人惭愧的不佳表现。于是，这自然引起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极端不满和对他们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面见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正襟危坐、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有这么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开始还能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但是，这类似的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也觉察到了，脸红了，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再继续下去，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恩来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坐在位子上的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随即，这位部长被点名罚了站。
在上面那位部长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紧张得直哆嗦。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起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不过，后来越念越顺，而且没被周恩来叫停纠正。
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他的目光刚与周恩来总理相遇，总理已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又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找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告一段落。
后来，周恩来给这位副部长的汇报作出一个评价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周恩来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忙解释道：“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前去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巧的是，飞机起飞之际，先农坛体育场正有场足球出线比赛，是中国队对印尼队。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一心想着送客千万别耽误了自己看球过把瘾。
大家一阵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地亲切握手、拥抱、告别，又目送着西哈努克进了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就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不在焉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周恩来本来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可突然发觉周围气氛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但他马上镇定了自己的情绪，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喊不叫，只向身边的秘书轻语：“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秘书遵命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心情早已飞奔到足球赛场的这些高级将领们有的惋惜地说：“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有的还安慰：“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有的发表议论说：“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地返回来，齐刷刷站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始终立正站立，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将军们也站着那里目送着飞机离去。
随后，周恩来转过身来，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一片欢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欢声笑语突然间停止了。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气静声，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上课！”周恩来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周恩来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周恩来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这时，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周恩来读着这份电报，陷入了沉思：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变化，另作进一步的打算与安排。
在周恩来之前，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到达阿尔及尔。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建立了友谊，都说陈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子豪爽、刚烈，是闻名遐迩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没沉着冷静地动动脑筋，一下子就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一点余地。
接下来，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别生气，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先见周恩来，刚进西花厅前院就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不断喃喃地说：“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陈老总表现出少见的心里不安，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但陈毅毕竟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 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很深，随意得多，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他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三声虽然敲得不狠，但自知理亏的陈毅已经是心跳加快，羞愧不已，身体依然站得直直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加挺立。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而发自肺腑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来，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周恩来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冲击得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声音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待陈毅走了之后，见周恩来心平气和了一些后，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免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他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其中一位秘书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这时的周恩来气已基本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中南海(专题)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宴会的气氛热烈而友好，正推向高潮之际，即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的时候，忽然大厅里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有的人不免有点慌乱。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多年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在宴会后肯定要追究……
可宴会结束之后，周恩来根本没有马上提断电的事，回到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身边工作人员未免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他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却不料想，凌晨3点钟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他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周恩来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与会者个个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周恩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了不同的批评，并一起研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在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陈家康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周恩来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周恩来看看大家，又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周恩来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顿时全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这次事件带来的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