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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谈近代北京城的变迁
谈到中国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个典型，相较而言，同时期的北京似乎并不那么典型。“近代上海”与“民国北京”之间有何差别？沉淀了许多传统与历史的民国 “老北京”如何找寻其近代性？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请他谈谈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脱离传统的。
说到中国的近代城市，更惯常的说法是“近代上海”、“民国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概念，这是什么原因？
唐晓峰：在中国，什么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关于上海的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很多。这给人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现代经济元素进入城 市，主导城市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这类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城市。不过，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 在感是非常强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划为另一类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从中国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脱离了传统的“新上海”，而民国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这样的称谓。怎么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晓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讲北京，我们往往会迈过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讲它的传统性。但是这个传统性是真正的传统性还是掺杂了传统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说法，现在一些所谓“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现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这是研究民国北京城一个具有核心性的问题。既然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 东西，那么，难道它还是以前的那个王朝时代的北京城吗？显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脱离传统的呢？现在已经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 著作，从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用专题论文的形式，通过个案分析，做更详细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清政府的灭亡，权力阶层的置换。
唐晓峰：对。清朝倒台后，掌权的换了一批新人。原本作为贵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没有了。民国时期，这一人群是怎么流动的？他们不是往上层走，而 主要是往下层走。因此，民国北京城里的基层人群不一样了。原来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贵族向基层下移，于是，民国北京的基层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草根文化。 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变得草根，但内心还是很高傲的。满人的向下流动，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国北京城的一个显著变化。
现在有人说 北京是“爷文化”，走到哪儿，管谁都称“爷”。这原来是贵族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随着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谁是真爷谁是假爷了。另外，“文玩儿” 本来也是有钱有闲的贵族文化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人人手里都转核桃。最近《读书》上有作者讨论北京的“非遗”，指出一种风气，讲“非遗”，一追溯其历 史，就总是往宫里、往皇家贵族那儿去攀援。其实这不都是吹牛，确实有这种情况，原来可能是宫里的东西，例如掼跤，后来沦落到基层。这是贵族文化进入基层的 一种影响。
其实，不止是权力阶层，清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各个阶层都在重新洗牌。基层有变化，中层也有变化。观察近代北京，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外形有变化，里面的人也有变化。
满清贵族下移之后，新的上层群体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有力量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兴起的？
唐晓峰：近代北京的上层自然与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从传统到近代，北京城有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中断了，一个是上层的皇朝政治群体，一个是中层的士大夫群体。民国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军阀，取代后者的是新型知识分子。
北洋时期，上层政治集团很混杂，北洋军阀里有王朝旧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这个混合体没有成型的文化，权力集团的规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贵族小多 了。这些军阀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作为城市的北京怎么发展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些军阀不像原来的皇室，对北京城进行严密的控制。民国 的新权贵在京师社会中，根基很浅。
传统时代的北京文化所依托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士人，在城市区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形 成所谓“宣南文化”。宣武门外集中了一大片会馆区和士人居住区，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汉族士大夫，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名人故居，那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学者 以及朝廷重臣。这一空间特征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但是，到民国北京的时候，分治的情况没有了，“宣南”文人群体 消失了。没错，“宣南文化”的确不复存在，但另一个文人群体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响力同样巨大。在这一点 上，北京还是北京。
近代以后，北京出现了许多现代意义的高等院校，汇聚起一个巨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 了他们与北京文化的联系。我的看法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属于北京的社会文化产品，体现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点。当年的宣南士人，许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 有在北京才酝酿出精彩的成果，才产生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近代北京，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他们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其意义尽人皆知。知识群体在北京的特殊 性，正是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个表现。
近代北京经历过一场场社会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 九”学生运动等等，运动的参与者变来变去，运动的性质也随时改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讲运动、讲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搁在一边，而应该把运动、革命与北京城 这块“地方”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北京算是开风气者，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冲动、一种行动的条件和价值，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
北京人好谈政治，出租司机给你讲政治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里是北京。
告别传统时代，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发生了颇多变化。相对于士大夫集聚的宣南地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空间特征吗？
唐晓峰：最主要的肯定是一批现代学校，比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那里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和教授。这种聚集形式是原来的宣南无法比的。北大的核心区在景 山的东侧，原址曾是和嘉公主府，今天最出名的建筑是沙滩红楼。教授居住的一个大院落在不远的中老胡同，它相当于燕京大学的燕南园，不少名教授都住在那里。 随着北京大学的建立及校园的逐步扩建，这里出现了新型的文教区。在这个区，连要饭的都是满口“行行好，当校长；行行好，去留洋”。
在近 代北京城里，现代学校大量出现。我们搞地理的比较关注校园的问题。现代学校的学生不是简单地缩在屋子里背书，他们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也就是现代意 义的“校园”。校园是一个师生共聚的场所，它所带来的知识群体聚集方式前所未有。现代学校还要有众多校舍建筑，其中还有一样重要东西，就是操场。京师大学 堂有操场，1905年举行过运动会，还放过电影。我们都知道，经过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建筑已经饱和了，但现代学校硬是要开辟操场，显然，这个改造不会那 么容易。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操场现在还在，就在红楼的北面。除了大学，现代中小学也要有操场。北京四中的操场很有名，当年还特别修了操场大门，晒到马路边。 因为那座操场大门样子像岗楼，崔嵬在拍《青春之歌》电影时，来此取景，充当北平警局的大门。
众多新型校园空间的文化变革意义值得关注， 这在城市空间性上是一件大事情。除了操场，还有礼堂，这也是新型活动空间，也是前所未有。广场与礼堂的空间意义，值得讨论，“五四”运动的酝酿与它们都有 关系。操场、礼堂的体育活动、集会活动，会培育群体意识与群体行为，这些都是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成分。
北京城近代历史的书写到现在仍然 存在一些空白区。一些事物因为缺乏书写，导致它们在大家心目中没有什么存在感。天桥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写天桥的人太多了。关于新型大学、中学、小学校园 在北京城的出现，人们只是抽象地知道，却没有实在感。问问北京大学的同学，老北大在哪里，除了红楼还有别的建筑遗址吗？他们未必说得清楚。
早期北大（京师大学堂）校园的核心在景山东边，校园的扩展一方面是蚕食周边地区，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收购地盘。所以有的校区离核心校区很远，比如京师大 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就远在宣武门外，后来改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北大医学院的前身，钱壮飞就毕业于那里。在郊外的情形不同，平地起高楼，一个燕京大 学，一个清华大学，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往往就忽略了城里面北大的故事。
学者对民国北京在城市改造上进行了不少探索，您也专门研究过新华街的改造，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唐晓峰：首先我要讲一点，对城市史的研究，特别是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研究，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个显著的差别。研究古代城市，习惯于研究一个成型的、 终结的城市版本，比如古代的长安城、洛阳城，还有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古代城市，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完成的版本（其实也不完全是）。但是，民国的 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完成了么？由于政局、社会的不稳定，近代民国城市可以视为一类未完成的东西。那么，研究一个未完成的城市，应该怎么做？
关注它的过程。
唐晓峰：对，研究过程。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探索也属于民国北京城的发展史。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直线进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城市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充满了探索、失败、再探索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
新华街的改造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唐晓峰：新华街刚开始规划的时候想法很好，很有光彩，但最终被冷落，不过还是有历史意义的。陈独秀在讥讽北京城的“特色”时就说：“一条狠好的新华街的 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应该是很好的，可惜没修完。那个拦住新华街的“城根”八、九年后被挖开，改建了和平门。新华街算是通了，但因为首都南迁，新华 街的价值大打折扣，没有实现原来的设想，并没有推进一个街区的繁荣。
北京城原有的街道系统大街小巷齐全，基础不错，林徽因曾经夸赞过。 不过在王朝时代，其空间性对街道的效率有很大的限制，民国期间开始打破这些限制，开辟整修了一些新街道。我觉得近代北京城有两条街改造的意义比较大，也是 持续发展，终成正果。一条是长安街，一条是文津街（包括西安门大街到沙滩、汉花园这一线）。改造这两条街是为了解决北京城的交通问题，但其意义不止在交通 的改善上，其政治文化属性显然高于一般的大街。
作为皇都的北京，皇朝建筑压迫百姓空间，造成城市空间的区隔性，到处都是屏障。为了追求 皇帝的尊严与安全，统治者用拦、截的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的控制。但是到了近代，城市追求空间的连通性、流动性。所以，从民国开始对北京的很多大街进行改 造，移走障碍，甚至很早就规划了有轨电车。这是近代北京脱离传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要解决畅通问题，城内最大的障碍是皇城，民国时候就 将皇城城墙大部拆除，长安街、文津街就是这时候开始逐步打通的两条东西向的街道。长安街大家都知道。文津街一线，在景山前面，紫禁城后面，这条街往东是京 师大学堂，往西是北京图书馆，北大红楼也在这条街的东面。因为修了北京图书馆，把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搬到了北京图书馆，所以图书馆前面的街道就叫文津 街。
长安街、文津街是东西向的街道，新华街是南北向的街道。民国初期，北京新开辟的重要通道，这三条最有特色。新华街，你听这名字就具有革新性，这是民国北京城追求现代新社会的一个实践。
与南北新华街同时期的另一个探索，是南边香厂地区的规划建设。有一件事情人们老讲，“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出去散发传单， 陈独秀撒传单后就被捕了。撒传单的事情在党史上是一定会讲的。但是撒传单的地点在哪儿，很多人并不注意。地点就在香厂新世界大楼的屋顶。陈独秀为什么选在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北京城中有何特殊性？香厂地区是民国初期精心规划建设的一个“模范”区，里面建设了几座重要的新式建筑。这个新世界乃是模仿上海的新 世界，都是现代化大楼，是都市娱乐场所。当时香厂地区在北京很有影响力，是群众聚集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聚集的群众主要是新兴消费群体。
香厂和天桥地缘很近，董玥把它 们放在一起来讲，但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天桥是回收传统的地方，而香厂是一个创新的地方。香厂有咖啡厅，有很多外国的舞蹈家、魔术家表演，这跟近 代上海有一点相似。天桥聚集的是旧爷们，香厂聚集的是摩登小资，当然北京的摩登小资远不如上海多。
北伐以后，国都迁到南京，掌握权力的群体走了，很大一个消费群体消失了。天桥的爷们还在，但香厂的摩登小资大为减少，这个地方随之衰落了。
除了新式娱乐，香厂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哪里？
唐晓峰：这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上。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和秩序到现在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旧时中国人十分缺乏在公共空间的规矩，民国北京城搞市政建设，大量扩展公共空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公共空间里的秩序。
董玥的书中有一段讲旧大街，大街上混乱不堪，撒尿的、倒垃圾的，还有要饭的，随便找个地方一躺，谁也管不着。在大街上，人们没有任何责任感。传统北京的 住宅是四合院，院子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的街道上则乱七八糟。中国人的责任世界、价值世界都在墙里面。一个胡同里住的有穷人、有富人，穷富的分隔不是靠街 区，而是靠院墙。这是院墙文化的特点。
民国时推广新式生活，其中一条就是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号召人们管一管大街。当时有幅照片，在某 个城市的大街上，一大群绅士，长袍马褂，一人拿着一把扫帚，前面是一个垃圾车。他们摆出表率的模样，干嘛，扫大街。这在当时算新气象。不过，在中国大街上 建立秩序，谈何容易。
院墙文化，给中国人明确地分出两个世界。院里是自己的，倍加爱护。院外面，管他呢！刘宝瑞的相声《解学士》有一个 情节，宰相家人把院里竹子砍了，解墙头就扔出去了。大街上可以倒垃圾，人在大街上毫无规矩。中国人出国旅游，在公共场所的表现最差劲儿。香厂地区的建设， 是要开辟一个“模范区”，要树立公共场所的规矩。北京第一个街上的警察亭子就出现在香厂，设在路中心，维持秩序，监督卫生。
北伐之后，迁都南京。不再是国都的北京城，有哪些变化？
唐晓峰：政治上优越感没有了，随之产生的是一种失落感。在经济方面，陆路交通时代北京有经济优势，而到了近代，华北地区有经济优势的是天津。迁都南京之 后，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剩了一堆古迹和大学知识分子。北平如何发展，只能在这两个方面动脑筋。有大批的学生、教授、文化人，可以搞文化中心；有大 量的古迹，那可以发展旅游。在北平时代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概念。
作为文教中心，不仅仅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还有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北京的文化群体有纯学术的一面，但是文化群体的左派革命性在北京城一直没有丧失。
北京的近代工商业不行，不能和上海、天津相比，在那个时代，北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在北平时代，商业区取代了政治区，消费群体决定城市文化。谭其骧先 生有篇回忆文章，讲的就是1930年代北平的生活。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生活得很舒适，市场上消费是供大于求，是个买方市场，在新开的公园可以坐到半夜。
那个时代北京的消费就是消遣，讲究吃，讲究听戏，讲究文玩。说北京讲究吃，有人会不服气，但北京讲究吃的一个表现是食客文化，是食客和店主之间的特殊关 系，老字号的馆子都有自己的老食客。饭馆里也有一种文化虚荣，菜上来不光是吃，还要鉴赏、品评，聊美食是饭桌上的一大景观。北京有些特别能说的美食家，听 他说比吃更重要。
近代北京与上海差别很大，是否能跟近代天津做个比较？
唐晓峰：京津两个城市有类似的地方。近代在京 城失落的官僚、文人，有些就去了天津；还有人是看到了天津的发达，也去那里置办了产业。从北京过去的旧官僚、文人，以及西方进来的洋人，是近代天津的两个 新的群体，但这两个群体对天津下层社会的影响都很小。天津没有沾染上北京的傲气、外国人的洋气，它的艺术形式接的是下层的地气。洋人在天津也有租界，有大 楼，但天津社会文化也没能发展成上海的样子。当这两股力量消失之后，天津还是它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与这两股力量在天津的历史都很短以及天津 本身的文化特质有关系。
讲近代工商业，北京不如天津。北京原来靠的是京师地位和内陆交通优势（太行山东麓大道），当首都南迁、海洋时代 开启之后，北京的这两个优势就没了。所以袁良（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市长）时期的北平只能靠文教和旅游。现在北京重又成为首都，况且又到了知识经 济时代，北京的优势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