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有“智囊”之称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通过媒体讨论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他表示，“在党的体系中，我们还要不要党的常委制？从历史上看，从1934年到 1956年中国是没有常委职位的，只有政治局委员，后来有了书记处以后，书记处从职能上就替代了政治局常委的某些职能。目前我们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这两 个部门并行，有职能重合之嫌。”“至于有人说，中国也可以借鉴总统制的一些制度形式，我认为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的6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介绍了包括政治局常委会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进，里面也提及政治局常委会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被中央书记处代行的情况。另外，《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还介绍了中共其他一些组织架构的历史变迁。
一些分析称，这一迹象与中共高层正在动议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而作为体制改革参与者的汪玉凯有意无意说的这番话是否是中国政治运作中时常出现的“吹风”之举，或者只是一家之言，尚需继续观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闭会时行使其职权
汪玉凯此次是在接受媒体凤凰网专访时，以新加坡政党制度和政治运行模式为参考，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原文标题是《汪玉凯：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政改有可参考之处》。
汪玉凯透露，在2016年3月他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 访时，也曾提到总统制。他说，总统制只是一个形式，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如果在中国实行总统制，不只是变动一个岗位，即把国家主席变成总统这么简单，而应该 是一个系统性改革，要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职责权限、政治体制、司法体制、行政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化设计。具体来说，如果总统成为拥有国家实权的 元首(目前中国的国家主席，总体属于虚位元首)，随之必将带来一系列其他政治体系内部的调整，比如所涉及到的党的体系、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司法体系等与 元首变更关系都比较大。
汪玉凯进一步解释称，“比如说在党的体系中，我们还要 不要党的常委制?从历史上看，从1934年到1956年中国是没有常委职位的，只有政治局委员，后来有了书记处以后，书记处从职能上就替代了政治局常委的 某些职能。目前我们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这两个部门并行，有职能重合之嫌。搞总统制要首先考虑到党内体系的配套改革，常委制和书记处，是都要，还是保留一 个?这是我认为第一个有必要进行认真思考的改革问题。
至于总统这个职位的产生，从国际社会看，可以是直接选举，也可以是间接选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当下不能直接选举，可以通过人大间接选举产生也是可以的。
关于行政机构，如果总统不像新加坡那样是一种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具有实权的国家元首，那么国家行政机关的总理职位，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比如现在的法国。法国的政体比较特殊。在戴高乐时代， 改革的议会内阁制，吸收了美国总统制的某些做法。所以，法国的政体可以说是间接于美国和英国(专题)之间。既保留总统制的一些运作机制，也保留议会内阁制的某些运 作方式，所以法国现在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而总统权力大，内阁总理相对权力要小。如果说中国也要探索实行总统制的政体的话，总统权力和总理权力如何设 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汪玉凯说，实行总统制必将是一场系统性政治体制改革。 这就意味着共产党执政也可以搞总统制，如果这样的探索和改革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加 快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福祉，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竞争力，我认为就可以大胆探索。
至于政党方面，汪玉凯认为不会引入多党制。他表示，作 为执政党，中共在政改方面是非常审慎的。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当然，这种政党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作形 式，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比如如何在新政治体制架构下，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提升其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力。但在短期内，或许还不会改变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 形式。
汪玉凯说，即使中国借鉴新加坡选举模式时，也不会一下全面铺开，可以在县乡两级搞一些直接选举试验，为将来的全面选举工作积累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汪玉凯还谈到了在实行总统制的改革中，加强人大立法机关权威，建立司法相对独立架构等方面的内容。
汪玉凯主张，下一步中国政治是必然要改革的，中国过去 改革更多的是政治体制下端的改革，他一直认为政治体制分上端和下端，下端主要是行政改革，比如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成本等，而政治体制上端还 有三个更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宪法权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是我说的政治体制上端改革“三要素”。中国这么多年的政改主要集中在下端改革，而 上端改革明显有不足，这样就导致执政风险上升，党政公信力下降等。
汪玉凯在谈及在中国较受关注的文革(专题)议题。他说，虽然中 国不管是执政党还是政府也有自我纠错机制，但与党员和民众在这方面的期望还有相当差距。比如对于造成十年内乱的“文革”似乎反思的就不很深刻，有时候甚至 还有意无意的有些掩饰。我认为类似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错误，我们越敢深刻反思，越敢正视过去犯的错误，越敢改正错误，在老百姓中的威望可能会更高，而不是相 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