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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专题)之前，陶铸作为一枚“炮轰”刘少奇的重要棋子，进入中央。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却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他的种种做法，不仅加深了他和中央文革核心成员的矛盾，更让毛泽东觉得他十分“不识相”，最后终于让陶铸下台。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
陶铸的下台，也使周恩来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让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在书中指出，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这件事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周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书中相关章节摘录如下。
1960年夏，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大会上讲话（图源：西海红土地党建信息库）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作者注）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 “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借机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加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门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足”灭火队长“，甚至当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下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纡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指着周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并由王力、关峰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布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的抵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但毛泽东决意硬着头皮搞下去。毛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为了排除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
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自然感到不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很快便从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批判“错误路线”，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启发，决定用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来统领全局，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突破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里，毛一石数鸟：其一，把刘少奇的问题正式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在党内斗争中是性质最为严重的错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着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来对付刘少奇线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存有抵触情绪而又不肯转弯的党内反对力量，以“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罪名将他们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来，警告他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态度暧昧，左右摇摆，重犯以往历史上的错误。毛的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由来。
顺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早已摇摇欲堕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的强大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铤而走险，硬着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张挞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讲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大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苦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单小组成员关锋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关锋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问道：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讲了这个提法的来龙文脉后，周明白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声了。
当然，周恩来的内心疑问并没有真正打消，只不过出于“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强迫自己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罢了。周的这种思想状况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时，就着重强调了“保持晚节”的问题，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也专门谈了一段“保持晚节”的问题，说：“我们在座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辈子以后的人了，我们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说的，如何保持晚节，这不是消极的口号，应该说是积极的，在晚年也要前进嘛，也要革命麻！”
其实，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自己也是满腹疑云，思想上有许多不解之处，所以只好讲些空泛的大道理来努力说服满腹牢骚的党内高级干部，同时也努力说服自己。比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丢掉的？还说， “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们。”“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又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下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周的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在打通别人的思想，倒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应该说，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看出文革运动这种搞法的种种乖谬之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这样一想，就不寒而栗，而且汗流浃背”。但是，他还是努力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对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当然，周恩来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在政治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他还是用了一番心思，采取转弯抹角的说法，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代之以“错误路线”，并暗示其在党内并不占统治地位。他在讲话提纲中这样写道：
“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连同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不陉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国。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根据林彪提议而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浪潮，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火烧”、“砸烂”、“打倒”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党政机关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混乱的局面开始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蔓延。
在时局恶化的同时，周恩来的处境也日见困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越来越难处。江青指挥造反派在社会上刮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风暴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盲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在政治上给周造成很大的压力。
接着，中央文革又利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之机，由姚文元出面，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公开影射在场的周恩来。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更为露骨地批驳所谓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对于中央文革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虽然知道这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却无论如何是对他在眼下这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持态度的一次警告。的确，在批刘的问题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除了在会上必要的表态之外，并不想过于积极，给人当枪使，而是一直恪守这是“党内问题”的界限，宣称刘、邓的问题 “中央已经解决”。他曾和陶铸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会上的倒刘风潮，对造反派进行进行说服劝阻。比如，周恩来在九月间一次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响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接着众人响应，会场上一片哗然。周见状，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他本人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态度。等会场平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来，并专门讲了一段话，回顾了党的历史，以他的亲身体会，强调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说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以及分裂出去另组织一个党是不同的。并表示：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
又如，在国庆节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列位置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虽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周觉得“十一”既然是国庆日，国家主帝就应该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央文革那里肯定通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毛泽东居中，右边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左边则按照国家领导职务排列，这样便把刘少奇安排在毛的身边。江青那边对这一方案虽很不满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好同意。
在保刘、邓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并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央常委中，陶铸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这就是后来闹成轩然大波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段期间曾多次出面保刘少奇，应该说，主要还不是出于对刘个人的格外关照，而是他清楚批刘调子的升级是一种政治信号，意味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和乱局的加剧，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拿毛来作挡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与江青之间对刘少奇的态度存在的某些差别，从中做点文章。这就是周比陶铸更加老到圆滑之处。
比如，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月八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又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此外，周恩来还借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番话既巧妙地对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又不失分寸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给了江青面子，从而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
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务”。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视频）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 “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顺便一提的是，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专题)，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