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烈日之下，农民工仍在北京一建筑工地上干活。中新社
“我是谁”……在很多个夜里，已到北京10多年的打工仔何猛还是会从梦中惊醒，念叨着这一句。走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何猛经常打电话自豪地告诉家人，有多少公共设施是他和工友们一起建造的，但他仍然是个外地户口的“外地人”。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从理工科大学以硕士文凭毕业的陈爽，因女儿的上学问题，不得不再次走向隐秘的户口市场。根据她的毕业年限和学校学历，中介报出了45万元（人民币(专题)，下同）的价格，“如果能通过这笔钱改变女儿的命运，我觉得是值得的。”陈爽这样说道。
过去十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数已从2003年的300万攀升到了800万，逐年增加的常住外来人口终于累积出一个庞大的“北漂”人群。但平均每年只有18万左右外地户籍人口能够挤过千军万马，落户北京。
近日北京积分落户政策正式出台，似乎“北漂”们高喊的“扎根梦”就要实现。但拿到北京户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严苛的户籍制度之外，是一个外地人难以融入的痛楚。
曾为北京户口折腾了近10年的李来见证了禁止外地户口买公交月票的历史，又看到了无数朋友在拿到北京户口后黯然离开的局面，已拿到北京户口的她如今也打算离开北京回老家，“寻找归属感”。
“老北漂”农民工
“我呀，就是个北京的外地人，”不管是出门买菜还是和朋友聊天，何猛总是冷不丁地来这么一句话，在外人看来这句话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而在他看来这是生活现实的写照，回避不了的痛。
从河南到北京已经10多年了，即使说话已有了北京腔的味道，但何猛始终感觉户口是一道无形的门槛。
作为曾经的农民工，如今包工队的队长，他依然打着光棍，“前几年相亲，房子不是必须有，现在是必须有。户口，以前一般不会提，现在是最好有，但不是必须。不知道几年后，会不会是必须有北京户口。”
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在婚介行业工作多年的刘敏的认同，据她介绍，2010年北京先后实施买房限购、买车摇号，使得现在明确要求对方必须具备北京户口的，占了客户的40%。
在相了几次亲之后，何猛有些后悔当初到北京时为何不考虑户口的事。实际上，在他到北京的2001年，获取户口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
据2001年至2012年的《北京统计年鉴》显示，平均每年有接近18万外地户籍人口获得北京户籍。最多的2005年，迁入人口有21万，最少的2002年也有15万人。
“当时北京户口的‘市场价’还比较低，价格在十多万元左右，”何猛这样说道。但现在“户口”门槛越来越高，房价疯涨，让买不起房的他已放弃了变成“北京人”的想法。
而像他这样的例子在“北漂”的农民工当中十分普遍，“以前是想不到，如今是不敢想，”何猛一边说一边指着他身边的工友们，“他们都是当年和我一起到北京打拼的，也是看到这座城市如何建设起来的。”
而他们，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似乎正在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之一。过去10年涌入北京的外来人口呈现的是一个爆发式增长。2002年还只新增了24万外来人口，2010年就已经是90万了。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不断失败的人口调控目标被转换成另一个问题——要设计什么样的阻击线，让什么人从北京离开。从2014年起，“北京正把人轰出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首当其冲的便是何猛们。
在一次次“运动式”的集中清理行动中，何猛的不少工友被驱赶回原籍，但大部分会在风平浪静后再回到北京。甚至于长久以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节奏，会在北京举办国际大会、国庆、阅兵等时间节点时，早于官方驱逐而自己主动暂离。
多年“北漂”的经历让何猛意识到，对于老百姓而言，北京拥有最好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但也拥有最残酷的现实。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何猛买了一张。从此，他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总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何猛有些无奈地说道。
如今和其他的农民工一样，何猛用多年的积蓄在老家盖了房子，用他的话说，毕竟以后还是要回去生活的。“有了北京户口，无非就是对孩子上学和买房子更有好处。”而他既无妻子也无孩子，似乎少了不少的牵绊。上一页 1 23下一页分享此页面
辣妈的烦恼
2014年，山西姑娘陈爽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毅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
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陈爽一直是单位里的优秀员工。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
最近，因为面临孩子上学的难题，陈爽再次走向隐秘的户口市场。根据她的毕业年限和学校学历，中介报出了45万元的价格。
北京的地下户口交易市场，已存在多年。庞大的市场需求，令北京户口价格水涨船高。据一个“户口中介”证实，这个价格比陈爽毕业时至少贵了5倍。而当时正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陈爽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老家。
她至今清晰记得2006年6月8日这个日子，当年北京应届毕业生办理北京户口的最后截止日。她所在的学院那一年有278名毕业生，最终拿到北京户口的只有27人，陈爽并不在其列。
“除了进央企的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学办了下来，有关系，还花了几万元。”陈爽这个同学的父亲认识一家央企下属研究院的负责人，半年前就内定了去那儿工作并获得北京户口。除了这些，没有其他同学拿到北京户口。
过去10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数已经从2003年的300万攀升到了800万人，但平均每年只有18万左右外地户籍人口能挤过千军万马，获得北京户籍，其中接近两成指标还要留给当年的应届毕业生。
曾经由户口带来的痛似乎要延续到陈爽的女儿身上了。在陈爽到北京后不久，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就要考虑读初中的事了，这在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陈爽和她的丈夫看来，都是大事，“得把她接到北京，在我身边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她”，陈爽下了这个决定。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如果她的女儿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山西，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山西的考题。即使现在回山西，仍存在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山西参加高考还悬而未决。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虽然2015年开始北京允许异地高考，但仅限于报考高职类院校。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北京朝阳区望京27层楼的家中，陈爽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45万元能解决孩子户口的事我觉得是值得的。”上一页 1 23下一页分享此页面
回老家寻找归属感
“真是没想到，为了这么一个户口，居然还有妻离子散的，回到老家后，李来在给家人讲述朋友为了拿到北京户口，不惜与结婚多年的妻子离婚的故事时这样感慨道。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小城市的家人而言，更为不解的是，有了北京户口的李来为何要离开北京？
提起为了拿户口折腾的那些岁月，李来显得有些难过。2007年硕士毕业之后，她曾两个维度中纠结，要么去外企或互联网企业拿高薪，但是要放弃户口；要么去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可获得北京户口。
当时，她和很多同学一样，认为户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定会消失的，管控一定越来越少，而为了这么一个制度束缚自己的未来实在没必要。一番思索后，李来拒绝了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去互联网企业赚钱。
“那个时候月收入确实挺高的，但是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归属感，”慢慢的，李来发现她当初觉得“没用”的户口似乎正是她不安全感的来源。
2009年春天，她所在的单位有一批限价房可以买，不需要摇号，但要求必须有北京户籍。这时候，李来才发现户口的威力。
而接踵而来的限购和汽车限号，依然是以户籍作为尺度来设限。
更要命的是上学的问题，各种证件的齐全要求其实是在变相设限，北京市小学的非京人口在减少，在二胎放开的大背景下，人口出生暴增，留给外地户籍的学位指标更少，将来会更难入学。
“事实逐渐证明，户籍不是越来越松了，而是越来越紧，因为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资源越来越多。”李来这样说道。
感到担忧的李来在辞职之后，四处托关系，想了诸多办法终于进了一个事业单位，每天过着在外人看来悠闲，实际乏味单调的枯燥生活。日复一日，就在李来都想放弃的时候，她拿到了期待了许久的北京户口。
在高兴之余，她却发现北京的房价再也不是最初的样子。“好像拿到了一张废纸，”李来说。近期没有结婚计划的她也不打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供一套不知在几环以外的房子，“对我来说，似乎没用了。”
离开事业单位后，李来回到家乡决定开个饭店，“过点有归属感的生活。”与此同时，她前往北京工作的表妹又开始了另一场血腥风雨的争夺户口的战争，这难免让李来有些感慨。
“其实，户籍作为一个游戏规则，客观公正的摆在那里，你觉得有需要就去追求，别抱怨，实际上无论哪条路，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只是不要在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抱怨游戏规则有问题。”在给表妹的邮件里，李来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