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此一点也不知道。”秘书阎长贵如是说。本文摘自2009年第7期《同舟共进》，阎长贵口述、向继东撰文，原题为《在钓鱼台的日子返回》。
文革(专题)期间的江青(图源：Getty/VCG)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2月。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社。
向继东，文史学者。
一
向：江青不喜欢常住北京，喜欢到处走一走。
阎：是的，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 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 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专题)丰泽园“两点一线”。
向：这是为什么？
阎：当然是忙嘛。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 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她又是中央文革小组 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大概是1967年6月，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注意休息。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 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情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她到外地 去，我也好借光乘乘飞机、坐坐专列到外地去看看。
向：江青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阎：听说过去江青喜欢叫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可她玩起 来，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到强手，不让她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她就会发脾气。由汪东兴、张玉凤等任顾问的一本书中说：“江青 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应该是事实。
向：你陪她打过扑克吗？
阎：没有。她1967年整整一年都没打过扑克。
向：她还有别的兴趣吗？
阎：听说江青爱养猴子、养狗。她说猴子“最富有人情 味”，狗“很忠实于主人”。她往往在广东买来，带到北京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但这些事我没见过。在1967年，江青除工作和开会外，就喜欢看戏、看电 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 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 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调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
向：她是否要人陪看？
阎：要。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的人一起请来。如果这些人都没来，就要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书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成“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江青1967年看的片子主要是国产片，其次是香港(专题)片子，看外国片子倒不是很多。
向：江青和毛泽东一起活动多不多？
阎：很少。“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 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 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二
向：说江青是“旗手”，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你能谈谈江青“旗手”称号的由来吗？
阎：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 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称号当时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报上，在中央党刊和《人民日报》上，我没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穆欣 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我认真反复地翻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想查一查到底是谁最早把“旗手”的 桂冠戴到江青头上，可一直没有结果。到现在，这件事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还是一个谜。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 时就可称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 “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向：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吗？
阎：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只是觉得有的地 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 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还朴实些。 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当时我还为江青接受了我的建议而高兴。我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江青出发的，觉得这样对她有好处。
向：关锋当时还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吗？
阎：是常务副总编辑，且分管中央宣传工作。我离开江青 那里，立刻到钓鱼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文章也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关，请她放心好了。”后来文章在1967年第 9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向：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 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 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 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 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三
向：“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他是管理毛泽东 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 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 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 你给我滚！”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毛知道后，带 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 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向：你对江青总体印象怎样？
阎：大家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 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面孔。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她跟我不 只一次谈过她在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指挥自己的军队，还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陪她看电 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江青说，“师长到这时候，就不 一定要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向：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阎：江青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那天， 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她的护士和服务员是两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一点也不避讳地对我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 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我本来比较腼腆，被她这一说，弄得我脸热热的，不知回答什么好。当然，她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 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 得把空调关掉……
向：江青的厨师一直是程汝明吧？
阎：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直到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 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
向：江青吃什么还是蛮刁的？
阎：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 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 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 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四
向：请你说说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阎：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 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当年红卫兵就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当事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回忆过。陈伯达就说“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首长”。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 儡”。穆欣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 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 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向：就你所看到的，感到这些说法站得住吗？
阎：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是江青说了算。我们工作人员也感觉得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而对江青的话，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小组成员对江青都是毕恭毕敬的。
向：“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阎：1966年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 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 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向：王力回忆录还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这是怎么回事？
阎：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 铸。毛泽东1月8日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毛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其实那是江青硬拉着陈伯达一起搞的，吓得陈伯达都要自杀了。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后来江青知道陈 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向：你亲眼看到什么吗？
阎：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 事。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 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 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向：还碰到些什么事情？
阎：1967年1月的一天，我在十六楼值班室里，曾看 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赶忙退了出 来。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 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
向：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威信？
阎：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就我所看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怎么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陈伯达 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
向：陈伯达也确实有点窝囊。
阎：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层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泽东、江青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泽东、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
向：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近年在香港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人读了批评说：“陈晓农是个真正的孝子，他在书中为父亲做了全面的辩护……”依我看，陈伯达也有无奈和值得同情的一面。
阎：说到江青对陈伯达，还想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 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先是夸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 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 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 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情。江青说：“陈伯达的 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由汪东兴安排。”接着没好声气地说：“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 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可我感到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你了解得真多。
阎：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开会不做记录。
向：为什么？
阎：江青不让记。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穆欣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后来，周 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第二 次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立刻神经过敏了，责问说：“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又转身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 记了。”总理也拿她没办法。
向：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文革是多大的机构？
阎：总起来说这个机构有近200人，其成员都是按照那 个年代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可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好像就是那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就只 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大人物了，其实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应该把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也算进来。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康生夫人）。江青不满意曹轶 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为由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1967年1月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 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王广宇被退回马列研究院，次年3月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 是矫玉山。我的任职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一个月不到，1968年1月9日就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投进秦城监狱。差不多与我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 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就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她倒是善始善终的。
向：李讷当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这个机构江青控制就更方便了。
阎：叫自己的女儿接我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办事机构嘛。
五
向：谈谈1967年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吧。
阎：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 选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 卫兵。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由于建国后毛泽东没有穿过军装，一时还找不到合体的制服，只好将8341部队一个身高体胖的警卫干部制服拿来凑 合了。
向：这一穿，就穿成了“文革”中的军服时尚。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江青的次数多吗？
阎：我在那段时间只见过一次。大概是1967年春天， 林彪来到十一号楼会议室。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 来，转送林彪。江青说：“这几幅赠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话很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 “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向：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阎：我觉得，张云生的回忆是可信的。叶群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经历可以证明。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 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说：“我代表林副主席……”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 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那时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多，还不断有“样板戏”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 去？”我就问她：“您去不去？”叶群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回答。如果事先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
向：事实证明，那时江青和叶群的关系确实密切。
阎：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 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后见江青没来又要离开，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跟工作人员 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对江青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 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孤单呀！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我 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溜了！”（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看出叶群对江青 的态度和心理。叶群还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当时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 京还不到吃西瓜的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的西瓜。
向：据说叶群对江青生活很关心？
阎：是啊，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所以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
向：江青和叶群比较而言，你对谁印象好些？
阎：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 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 此一点也不知道。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等，毫不知情。应该说，1967年的江青和林 彪、叶群的关系是蜜月期，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还是过得去的。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里，我就没听到江青说过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 叶群（以及林彪）的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我进秦城监狱后，接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曾对他做过这样的布置：“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 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证明。”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到1969年已过了蜜月期。
六
向：你谈谈江青和子女及亲属关系吧。
阎：我只当过她一年秘书，知道的不多。有一次，坐江青 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 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 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我当秘书那一年里，李敏要我给江青转过信（一般是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办公室里，有时也叫人转给我），但我没见过她，直到现 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李敏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泽东，都是单独去。李讷、毛远新和李 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李讷、远新还到车站去接。
向：还知道其他情况吗？
阎：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的。毛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 毛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就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 说：“这是我家的规矩。你们工作人员都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了。不过我没享受过“叔 叔”的待遇，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共过事，很熟了。
向：谈谈毛远新吧。
阎：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 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毛远新在北京读的小 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
向：江青是否接受毛远新这个家庭成员？
阎：“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知道，也没打 听过；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 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 好，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说：“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 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时，我们不理解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毛远新。
向：毛远新和你说起过江青吗？
阎：“文革”中没说起过。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 份，毛泽东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拥宋任穷派和拥陈锡联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 新在我办公室正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要当好……”江青也许是刚从毛泽东那 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这也说明，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后，毛远新退休后曾到我这里来过一次。在这次 谈话时谈到了江青。1975年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时，江青叫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目录出来。毛远新列了个目录给江青，江青看了后说：“你只 列了文件的名字，其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啊！”毛远新说：“江青显然是叫我把每份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或摘要。这件事很费时间和功夫，我没答应。江青就给 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事，希望我给她做。主席在江青这封信上画了一个圈，没批什么话。我就去问主席，并说明我不愿做的理由。主席沉重而又缓慢地说：‘你帮 帮她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