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大饥荒期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而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饮食却令人吃惊。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披露，毛在大饥荒期间的菜谱有七大西菜，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至少十七种。本文摘自2008年11月《炎黄春秋》，作者司马昭，原题为《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拍摄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图源：AFP/VCG）
几年前，一篇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文章在网络中疯传，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也让一贫如洗的我眼红了很久：还是做领袖好啊，不但“面子”风光，“里子”也实惠；同时又十分感叹：难怪主席衣钵会由邓总设计师继承，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早在1976年以前就开始实践了。
几年来，这篇文章就这么平安无事地流传，直至最近，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女士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一篇反驳和辟谣的文章出来。出来反驳和辟谣的，是毛泽东当年的管家吴连登。
话既然说出来，那就应该认真听，老司我一向认为，只要说的在理儿，即便说话人的身份不那么合适那也应该接受。但是，仔细拜读了这篇同样在网络上疯传的《“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泽东管家吴连登》，我反而想起，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以下为正文，共分两篇：名不正篇和言不顺篇。
名不正篇
一．吴连登不是亲历者
吴连登虽然以知情人的身份出现，但吴连登在文中承认“他的稿费我没有管过”。岂止没管过，从文章叙述的内容来看，吴连登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知情人”——吴连登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吴连登：郑长秋曾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吴连登说这个故事，是用来证明汪东兴“对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这却恰恰证明吴连登所知有限。
吴连登身为为毛泽东的管家，按他的说法：“我给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资和全家的开销”。就是这样一个管家，却连江青的日常支出都不知道，还要从郑长秋处听说！
在该文中，吴连登亲历的部分仅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都是旁枝末节，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内容均以“郑长秋告诉我”、“汪东兴告诉我”的形式，转述郑长秋、汪东兴的话。这种转述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法庭上是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明汪东兴、郑长秋曾经对吴连登说过什么，或者证明吴连登在转述的时候准确无误，没有曲解汪东兴和郑长秋的原意。
如果汪东兴、郑长秋已经故去，吴连登的这种转述或许对历史研究还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在直接证人汪东兴、郑长秋还健在的情况下，吴连登的这种转述连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
如果汪东兴真的像吴连登所说的那样，认为“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背离事实的，那么以汪东兴的阅历及其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说法会对毛泽东的声誉造成伤害。况且，“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本身就把汪东兴牵连其中。在该说法中，汪东兴不是与周恩来、张玉凤一起，是三个知情人之一吗？
所以，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造谣，那么无论于公于私，汪东兴都应该出来辟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汪东兴出来澄清过吗？没有，汪兴东一言未发。
二．吴连登不是当事人
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直系亲属、“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的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这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其中，李敏、李讷在“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曾接受过中办拨与的200万元购买房屋。
无论如何，李敏、李讷作为当事人，是不是拿了200万买房子，知道的应该比吴连登更清楚；
无论如何，邵华、毛新宇作为直系亲属，听到、看到的的应该比吴连登更多。
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假的，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这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应该比吴连登更多，更直接。
然而，为什么这些当事人都不站出来说话？
言不顺篇
一．“中办特会室”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吗？
吴连登一直强调郑长秋是管理毛泽东稿费的人。
“管他稿费的，是个名叫郑长秋的同志，今年82岁了。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叫‘中办特会室’。出纳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非常准确地告诉我，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专题)。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我们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曾经管理过毛泽东的稿费，也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毕竟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当事人郑长秋的证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就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
实际上，以往关于毛泽东稿费的报道，均提到：毛泽东高达七千多万的稿费，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专题)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而且文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稿费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我的问题有三个：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否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户头？
2.如果有，这个户头里面存放的是不是毛泽东稿酬？
3.如果是，这笔费用的数字是多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吴连登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吴连登当年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已经故去了，但汪东兴和张玉凤不是还健在吗？
扯的远一点。我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五个帐号，五张银行卡。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事情。
二．文革(专题)中毛泽东真的没有拿过稿费吗？
关于这个问题，吴连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是引述郑长秋的话。
我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如前所述，在我们不能确定“中办特会室”是唯一存放毛泽东稿费的单位的前提下，郑长秋的话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郑长秋讲的是实话，也只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和郑长秋在文革期间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却不能证明其他单位和人员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
第二个角度，是吴连登自己的逻辑和推理。
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文革中既然已经明确取消了稿酬，他不会也不可能一个人搞特权，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
关于这个角度，吴连登的逻辑很明白，共有两层：
第一层，毛主席是反对特权的，从来不搞特殊。证据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毛泽东“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
第二层，毛主席既然是反特权的，就肯定不会“搞特殊”拿稿费。
关于这种逻辑，首先，我认为，吴连登可能真的见过毛泽东吃糠咽菜，也可能真的听过毛泽东说类似“痛恨腐败、反对特权”的话，但这并不能这证明毛泽东真的就是“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或者毛泽东就不搞特权。
在逻辑层面上，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对包括吴连登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毛泽东是言出必践、道德高尚的领袖；但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毛泽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的阴谋家。不幸的是，能够证明后者观点的毛的不良信用记录，俯拾即是、众所周知。比如，58反右。
在事实层面上，毛泽东也是承认过自己搞过特权的。毛泽东不是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过吗：“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其次，吴连登用来证明“毛主席反对特权、不搞特殊”的证据从根本上就是伪证。
《毛泽东遗物事典》是一本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红旗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红色”读物。在这本由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做顾问的读物里，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第94页，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饮食起居篇）
1961年4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按官方说法，1959年、1960年、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按老百姓的说法，我问过一个过来人，70多岁了，他说：“61年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到63年的时候才好点呢！”。
吴连登自己做顾问的书打了吴连登自己的脸。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个是正确的？毛泽东到底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真的“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是不是真的“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
幸运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在“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一章里是有物证的，这份物证以照片的形式载于《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5页。这份物证，就是一份1961年4月26日毛泽东的菜单。
以《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的事实为基础，套用吴连登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因为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吃鸡鸭鱼肉的，所以毛泽东是搞特权的；因为毛泽东是搞特权的，所以文革的时候他肯定会“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