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16年中国决定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单在知乎“政府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问题下就有848个回答，浏览量超过两百一十万。一方面，主流舆论认为，“全面二孩”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人口难题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在人口问题争论中部分网友涌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阴谋论思想。
其中以知乎网友“臧大为”所撰写的文章为代表。臧文在分析中国的计划生育史时，将中国的计生政策归咎于“国际计生谎言”的一部分，认为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从而将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作为一项国家外交政策来执行，最终导致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以至于产生了现在的人口问题。其代表性的论据为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简称为NSSM-200）以及中国政府在1979年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5000万美金的资助的事实。此文在知乎问题下的848个回答中有将近5000个赞同数，远远超过其他答案。
那么，在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问题上，臧文提供的到底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惊悚故事呢？笔者为此查阅了学术界的研究文献并核实了臧文的两个核心论据，笔者认为，臧文是一锅巧妙地结合了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据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阴谋论浓汤，其意在证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是美国政府特别是洛克菲勒财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上，臧文所用的论据基本上都站不住脚。
NSSM-200文件都说了什么？
NSSM-200文件全称为“世界人口增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该文件由亨利·基辛格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于1974年10月，并于1975年11月成为美国福特政府的官方政策之一。90年代初期，文件得以解密（视频），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的从网络上获取。文件内容有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两大部分。
NSSM-200文件
问题分析部分探讨的重点是世界人口在统计学上的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于世界食物、矿物和燃料供应的影响。除此之外，该报告还审视了美国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调查了世界人口压力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政策建议部分主要谈及美国的人口战略和美国为了使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率下降所采取的行动。其中，报告中被反复强调的核心人群就是那些因饥荒而陷入苦难的人。
这份报告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当时联合国所做的人口预测。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1974年时全球人口有39亿，而到2000年时将会有64亿人口，至2050年时则将会有将近110亿人口，这还是“最乐观的预测”。而在人口增量之中，有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总量和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地区。
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眼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史以来在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个层面上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发展中国家将在人口压力下面对食物供应的短缺和在土地、水、资本和进口资源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因为农业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歉收，会“极大地提升大范围饥荒在欠发达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而大范围饥荒带来的人群恐慌和政局变动，“最终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
美国为何关心其他国家的人口问题？
文件的起草者认为，在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情况下，“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仍然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如果不对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加以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的决策者是基于人道主义对世界人口问题进行分析。他们以当时的经验和理论看到了世界人口盲目增长对于生命的戕害、经济的破坏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这种思考体现的正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自我意识以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格局。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或许在基辛格自己写给报告撰写小组的要求里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份报告应该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总统对于人口政策的关注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关注，这种关注与人类个体的尊严紧密相关。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目标是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行加之于人。”
当然，人道主义并不是美国决策者的唯一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报告书中坦言“美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来自海外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矿物资源”，而大范围饥荒的发生无疑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国际贸易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们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利益共同体”，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问题成了美国这个世界领袖不得不承受的一种负担。但这实在很难被概括为一种“阴谋”。
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被纳入到了考察的范围之中。在报告的第五章，起草人特别提到了由人口增长与教育、经济发展失调而带来的年轻人暴力化倾向与人口流动问题：
“在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年轻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会表现的性格多变，情绪不稳定，思想态度更倾向于极端化，并具有较老年人更强的疏离感和暴力倾向。……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会陷入较大程度上的混乱和失序。向相邻国家输出的移民(专题)（特别是向那些富裕和人口稀少之地），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挑起消极的政治反应或军事行动。”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详细介绍报告的全部内容。但经过上文的简要概述，相信读者也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以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一份研究性报告，其基本立场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1970年代的美国，不再是北美洲的蕞尔小国，而是一个对国际事务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但同样美国也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生存。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互交融，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外关系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多重因素，而这并非是用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阴谋”就能简单解释的。
事实上，在报告开头，起草者就提到了“四口之家应该成为欠发达地区未来家庭生活的典范”，而不是无休止地给发展中国家妇女做绝育手术。而且，整份报告所重点点名的十三个欠发达国家分别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因为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也并不是很高，只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人口增量多。
值得一提的是，臧文为了反对网友指责其“阴谋论”，特别引用了报告第一章第33条“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行为，不能表现出这是一个工业国家直接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这句话来证明“阴谋”的存在。而第33条全段话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活动，不能让欠发达国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家针对他们的政策。当我们支援欠发达地区时，任何所使用的支援方法我们都应该小心谨慎。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对象，应该设法获取他们对于成功的项目（人口控制项目）的信任。在这种语境下，非常重要的是要向这些国家领导人证明家庭生育计划项目是有效的，并且我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共同工作。”
不应忽视的是，这份文件的撰写的国际背景，当时的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被卷入“冷战”。1970年代，冷战恰恰处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后“苏攻美守”的阶段，美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更为小心谨慎，在高度敏感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尝试谋求国际合作。所以，臧文所引用并强调的第一句话，其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美国政府希望在糟糕的国际关系状态中谋求有限度的国际合作，以达成“拯救世界”（解决欠发达地区因人口过量增长可能带来的饥荒问题）和“拯救美国”（因欠发达地区的饥荒问题可能引发的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以及世界秩序的破坏）的目的。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援助是怎么回事儿
关于臧文所强调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对华援助一事，事实上我国政府对此问题有过公开而全面的介绍，商务部网站上明确而详细地解释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无偿援助简况”：“自1969年成立以来，人口基金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各国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和提供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解决人口与发展、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等问题。”而其活动经费则“主要来自各国政府的自愿捐款”。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面向未来20年的《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夫妇和个人有权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并希望到2015年，在生育、教育、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人口基金已经有了七次较大的合作，中国的受援助金额已达到两亿一千七百五十万。但中国与人口基金的合作是双向的，中国也需要向人口基金捐款以维持人口基金的正常运营，根据人口基金官方网站显示，中国位居联合国人口基金捐款排名前二十位。而且，在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还将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第八周期国别方案的合作。事实表明，中国与人口基金是正式的国际合作关系，并非中国政府被人口基金所收买，被他们的阴谋骗的团团转。若真是如此，已经意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开始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中国政府为何还要继续与之合作呢？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其历史演变？限于篇幅，笔者自然无法在这样一篇短文中给出完整的答案。但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主要还是中国的决策者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判断和选择，而非是美国少数银行家的“惊天阴谋”。生育这项活动本身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一号召，民众就迅速地生或不生。
如在建国初期，计划生育的要求恰恰是自下而上传达的。时任中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率先察觉到了因为社会状况变化而导致的民众节育诉求。1954年5月27日，她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其中特别提到了“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确是带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
由此，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考虑过人口发展和节育问题。刘少奇曾在1954年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第一次节育问题座谈会上称：“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说：“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1957年，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我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想要探讨某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深入地进入当时的历史时空与历史语境，用冷静、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仔细分析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捕风捉影，用预设好的偏见之网将历史事实泥塑成自己想看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