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十八大之后，人事变动成为外界研判中国政治的关键指标之一，每有高官的起落进退，总能吸引不少关注和猜测。这或许是中国政治独特脉络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特殊政治结构必然造就的产物，尤其是习近平(专题)上台以来，类似声音的密集程度更有所提高。
但要说明的是，如果只靠猜测或是揣测来观察中国政坛变动，很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窘境，即必须依靠猜测来支撑猜测，以弥补其在说服力上的缺失，这里通常是阴谋论者的天堂，已与客观中立想去甚远。
近几个月以来，因临近六中全会与明年的十九大，中国地方人事频繁调动，所谓“半壁江山易主”为人们创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如果抛开无根之木般的猜度，再去观察政坛现象，就会得出很多具有价值的结论。
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地方大员（省委书记、省长）共有60位，其中湖北现缺省委书记，云南则是省长空置。在这60人当中，浙江籍的官员共有9人，与整体的比例已是不低。
这九人分别为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山西省长楼阳生、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长杨雄、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广东省长朱小丹、重庆市长黄奇帆、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
姑且将这批浙江籍官员看做一个整体，为何他们会成为目前中国政坛某种意义上的“多数派”？
浙江诸暨人黄奇帆在重庆的政绩相当耀眼（图源：VCG）
究其原因，或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其一，经济。浙江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东南沿海省份之一，其经济发展的体量和质量一直不错。据数据显示，在浙江确定的“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的7大产业中，规模以上信息经济核心产业、节能环保、健康、时尚和高端装备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7%的增长速度，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浙江这样的产业结构无疑和北京的目标是契合的，据称浙江平均不到45个人就有一家企业。G20峰会选在杭州，原因之一也是看重此地民营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文化。浙江临海重商，工商皆本，在长期的商业文化影响下，形成趋于务实的群体性格和热衷创新的商业头脑。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因这种对于市场、经商、求利的文化认同，浙江出现务工经商的潮流，并且先于中国其他省份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样的人文特质，对于正步入转型瓶颈期的中国当然颇具价值。
其三，视野。因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拓进，对外交流与自身创新会使人们的视野逐步开放包容。这一方面使得能够客观看待外来冲击，吸收当中有利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能够包容地正视自身的问题，减少因眼光狭窄、见识缺乏带来的政策误判与冒进。
浙官的优势正基于此，上述9人的仕途前期或在浙江本地，或在具有类似环境的上海等地，虽然从政经历各自不同，但共有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较为符合中共的用人思路，特别是在当下致力于经济调整发展的背景中。
同样可作为例证的是，山东出身的官员在60位地方高官中比例也颇高，达到13人，如孙政才、李鸿忠、鹿心社等人均为山东人。山东的情况也和浙江类似，在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下，山东长期以来为中国政坛输出了不少高官。
事实上对于出身和官员仕途的联系可以这样看：是选择了这个官员，而官员恰好具有某种出身背景，而不是以出身背景来特别框定某个官员，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某些出身背景，为官员提供或创造了向上进取的本钱。
概念性的阐述可能不好理解，过工信部官员央地交流密切的现象指出，对于工信部官员频到地方履职，如果单纯将之视为工信部或“工信派”的崛起，显然是十分幼稚的，这种现象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国在信息经济发展需求下，亟需填补专业型、技术型官员缺口的现实。
两相比照，再看待浙官势起，或会多出些更直观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