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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在被捕后迅速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一员。建国后卢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专题)中被康生秘密处决。文史作家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撰文指出，康生叛变说并无史料支持，但他处决卢福坦的举动却引人怀疑。
资料图：卢福坦
资料图：文革中的康生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卢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抓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
那么，能够受到康生、谢富治两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特别“关照”的卢福坦究竟是何许人也？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呢？这还要从卢福坦与康生的微妙关系说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做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卢福坦在这种情况下向王明毛遂自荐，要求代替向忠发，出任总负责人。王明没有立即答应卢福坦，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当时，王明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夫、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从结果上看，王明并没有实现卢福坦的意愿。
在临行前，王明还对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卢福坦要求担任总负责，除了找王明谈话之外还找了周恩来，可见周恩来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周恩来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常委会”，但这并不影响稍后他进入事实上的“常委会”（即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4人）。这段时期我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混乱，党史上经常出现“总书记”、“书记”、“常委”各种不同的名称，而根据后来党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进入书记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常委。
没有实现政治目标的卢福坦后来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最高职务曾做到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相当于股长)。在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出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专题)。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其他人提及过，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在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专题)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他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事件办公室负责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来事情似乎就此了结了，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专题)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说到康生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被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其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依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变节和赴死这两条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考察康生是否叛变。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