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导语
老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充分就业。否则所有的说辞都是瞎扯淡。”当你们饿着肚子的时候，你们才能明白一个绝望的失业者，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繁华的街道，看到琳琅满目的食物摆满了橱窗，这个时刻……
第一章 人口拐点
中国的失业率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大概属于一个研究禁区。官方数据长年稳定在4%左右，完全无视经济波动。按照我党的说法，无论经济增速是此前的20%还是目前的7%，反正失业率就不会变，就是4%。
我下面就用官方的数据，来狠狠的分析一把这个失业率问题，并且尝试探讨一下，中国真实的失业率是多少，有没有达到7%的国际警戒线。
首先声明一次：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2014年的经济当然是下行的，制造业面临很大的困境，我党也隐瞒不住，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要长篇大论的讲述接下来会面临多少困难。但是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注意，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只是指城镇户籍的居民，农民工不纳入失业统计。）是多少呢？4.09%，失业人口总数约900万。真是雷打不动的4%啊。
失业率数据造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统计局的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孩纸根本不可能完成全面系统的造假。所以一定有大量的漏洞可以给我们抓到。
先来看适龄劳动力总数，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人口数为9.16亿。这些人不是去读书，就要去工作，否则他们就处于无业状态。
理论上，适龄劳动力-在校学生-全国就业人数，减出来的结果，就是无业人数。
2014年的在校学生总数6936万，其中高中生2401万，中职生1802万本专科大学生共2548万，研究生185万。而官方公布的全国就业人数为7.73亿。
注意，这个“全国就业人数”，包含了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因此这个数据比我“城镇就业人数”要高。
现在结果出来了：9.16亿-6936万-7.73亿=7363万。这个算法简单易懂。按这么算的话，我国2014年适龄劳动力的失业率为7363万÷9.16亿=8%，当然超出了7%的国际失业警戒线。
再使用这个简单的算法往前算几年，2010年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为9.4亿，在校学生数为7045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61亿，所以2010年的适龄劳动力的失业人口数为1.08亿，失业率为11.5%。
2006年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为9.06亿，在校学生数为6173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5亿，由此算出来的失业人数为9427万，失业率为10.4%。这种失业率规模和2010年差不多。这大概算是我国在劳动力拐点出现前的常态，即我国长期维持着10%左右的失业率。
所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再怎么薪水低廉，也总能找到穷苦的平民来打工。2011年后国内开始出现普遍的招工难现象，因为劳动力供应拐点出现了，劳动力减少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的失业率问题将会因为人口规模的缩减而自动解决似的。每年下降1%，那么2015年失业率就会将到警戒线之下，2017年恨不得出现劳动力普遍短缺的现象。
这可真是会让我党在做梦的时候都能笑醒的美好未来。
然而事态真会如此演变吗？
符合逻辑的未来之，到底会通向何方？
第二章
城市贫民
提起失业率，就必须理解一个概念：我国官方层面上，从来都不承认农民的失业问题。所有的失业，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失业。农民工被默认有田有地，可以回去耕地。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深入了解一下农村的现状，看看我国的农业，到底能容纳多少就业人口。
2013年乡村就业人口数为3.87亿，其中在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4279万，干个体户的3193万，合起来7472万，这部分算是乡村里从事些挣钱营生，能干点加工和做点买卖的人，剩下3亿出头的人，就是纯粹的农民，从事基础农业，也就是种田种菜看天吃饭这类了。
以18亿亩耕地红线计算，3亿农民人均耕种6亩地。基础农业这个东西，那是真不挣钱，尤其是种粮食，在经济学角度考虑基本上是一种自虐行为。
就这，还是农村连续20多年往外输出劳动力的结果。
放到2000年的时候，纯粹的农民能有4.5亿人，那会人均耕地才4亩，壮劳力的年收入在最好的年景也就1万块钱出头，都不知道怎么养活一家老小。
所以，按目前这种趋势，纯粹的农民还得继续减少，得减少到人均8到10亩地，一个壮劳力靠种田一年能挣到2.5万-3万块钱的时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流出的趋势才会停止。
年薪3万块钱，算是城镇流水线工人的最低收入水准了。稍微有点技术，干活麻利一点，一年下来挣个5万块钱不是梦，而且无惧天气变幻，旱涝保收，一家企业倒闭了，了不起换一家企业打工就是了，不至于全年颗粒无收，一家老小抱在一起饿死。这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由来。
经济规律就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更好的日子。安贫乐道那是圣人扯的蛋，现实中是不会有这种人的。
在这种农民迁出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在迅猛增长。1997年农民工总数仅约7000万，到2000年约为1.2亿，2008年已经增加到2.25亿，2014年更是达到了2.74亿的规模。（说明一下，我国到2008年才开始正式的农民工数量统计，此前的数据来源于各类研究报告，本文的数据主要采信了06年的）对应“城镇就业人数”数据，1995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1.9亿，扣除当年度7000万农民工，有1.2亿城镇本地户籍居民实现了就业。
2000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2.32亿，扣除当年度1.2亿的农民工，还有1.1亿的城镇本地户籍居民实现了就业。2008年城镇就业人数为3.21亿，扣除2.25亿的农民工，只剩下9600的工作岗位留给了城市居民。
这种排外情绪的产生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受损时，城市居民当然会起而反抗。而要求城市居民放开怀抱欢迎竞争者，这简直是反人性的。
2008年之后城市本地户籍居民的就业人数逐渐上升，2010年为1.06亿人。到2014年，城镇就业人数3.93亿，扣除2.74亿的农民工，城市本地人的就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1.19亿的规模，这大概算是回归到了1995年的美好时光。
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各项产业蓬勃兴起，中国从经济破产的小农经济国家变成了工业大国。城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9亿上升到2014年的3.9亿，这意味着城镇区域范围内，新增了2亿的就业岗位。而城市本地居民在就业问题上取得最大成就，竟然就是一次轮回，毫无增长可言。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在这20年间，2亿新增的工作岗位，全被农民工抢走了。或者可以这么说：中国这2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其实非常低劣，只能为饥饿的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而无法为要求更高的城市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当然我们有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可以提供一些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岗位，但是宏观和整体上，这个国家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面向农民工的，工作岗位的定位，就是为了解决长期陷于贫困的饥民的温饱问题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第三章
失业陷阱
首先让我们的目光从国家级的数据上沉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城市级的人口和就业情况。
一线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代表性，因为人口和财富总是会涌入这些极富吸血性的城市，并将它周边的区域都吸成荒漠。
我们来看看重要的二线城市，一些典型的工业城市。笔者选择的样本城市是佛山。这座城市在国内并不出名，但它却是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代表性城市，珠三角最强大的民营企业品牌集中地。
2010年佛山的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719万，常住人口数减去户籍人口数，就是外来长期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了，719-371=348万；到2014年，佛山户籍人口386万，常住人口735万，农民工数量计算一下是349万。
四年来，佛山的人口规模增长非常缓慢，户籍人口增长了15万，而农民工数量只增加了区区1万。佛山居然沦落到了这样的惨境，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2006年佛山户籍人口358万，常住人口586万，228万农民工。相比2010年，这四年时间佛山新增了120万的外来劳动力。这给佛山这座城市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耀眼非常。
而2010年之后，这座城市却跌入了陷阱之中，再也没有了发展上的活力。这几乎意味着经济发展停滞。反映到GDP指标上，2006年佛山的GDP为2297亿，到2010年为5651亿，4年间的增长幅度高达146%；而其2014年的GDP为7603亿，相对于2010年的增长幅度仅为34%，不足此前四年增幅的零头。
再看看长三角的无锡。同样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工业城市。
2014年无锡市户籍人口477万，常住人口650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3万。而2010年，其户籍人口466万，常住人口637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1万。相对于2010年，户籍人口增加了16万，但农民工数量仅仅只增加了2万！同样，这个典型的制造业城市，失去了为农民工提供新增工作岗位的能力！
无锡和佛山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而是东部制造业城市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东部地区已经普遍失去大量吸纳农民工的能力，那么我们将眼光投向中部和西部，看看这些城市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再看看长沙，这算是一个非常极品的城市，好大喜功，铁了心要扩大市区，搞“大长沙”概念。
2006年长沙市的户籍人口为631万，常住人口为647，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6万；这种十来万的外来人口数量长期保持，一直到2009年，664万常住人口，647万户籍人口，扣减得到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仅仅只有17万。
由此可见，长沙在09年之前无非是依靠省会城市的吸血性，吸引一些本省居民前来入籍，因此户籍人口得到了增长，但对于中国就业的主体“农民工”来说，这个城市并没有吸引力，甚至算不上是一个人口迁入的城市。
到了2010年，随着长株潭三市合并的进程加速，三个城市连电话区号都统一为0731，“大长沙”的概念玩得如火如荼，相当多的产业被湖南省政府从周边城市抢到了长沙。
这一年长沙的户籍人口为650万，常住人口为704万，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一下子暴增到54万。然而这种事可一不可再，玩了这一把，吸引了一帮人过来，自此长沙的人口再次失去了显著的增长性。
2014年，长沙户籍人口为669万，常住人口为731万，外来农民工数量为62万。从2010年到2014年的四年时间里，这个一直在鼓吹大长沙概念的城市，户籍人口增长了19万，这背后是湘西山区靠挖矿挣了钱的富人大量的入籍长沙，为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作出了卓越贡献，令长沙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脚都”和娱乐名城。而农民工倒只增长了区区8万，不到长沙户籍人口增长的一半。
这显示的是这个城市的实体产业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发展。除了2010年搞长株潭规划的时候从周边抢到了一些产业，这4年来，几乎就没怎么发展，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这里顺带提一下另外一个中部城市郑州。2011年郑州的全社会就业人员（注意这个统计口径包含了农民以及农民工，他们没有退休年龄的概念）人数为490万，到2012年上升到历年的最高值509万。此后郑州不再能吸纳劳动人口，不再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2013年郑州的全社会就业人员数为498万，较2012年减少了足足11万个工作岗位。
我们有必要看看西部的城市，看看它们是不是有能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极。
07年成都常住人口1271万，户籍人口1112万，农民工人数为159万。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的成都其实没有多少外来人口。
在那个时候，成都还是一个休闲的城市，辛劳奔波的农民工没有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出没，而悠闲的成都本地人则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麻将桌上。
但此后成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大量的电子代工行业从东部地区迁入成都并带动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2010年，成都常住人口增长到1405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149万，两相抵扣，外来农民工数量为256万。
3年时间，新增了百万级的农民工，这可是一帮强大的劳动力，令成都的GDP突飞猛进。然而自此之后成都的发展迅速放缓。电子代工行业有着清晰的行业天花板，到了规模之后就无法再有寸进。2013年，成都常住人口规模为1430万，户籍人口1188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农民工数量仅为242万。
3年过去了，成都的户籍人口固然是增加了39万，但农民工数量却还减少了14万。很明显，与长沙的情况相似，贫瘠的四川山区的少数富人们，开始纷纷迁往四川地区唯一的富饶城市成都居住，这使得成都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的繁花似锦。
但这个城市的实体产业却在逐渐衰弱，而且由于它的产业基础建立在单一的电子代工行业之上，它的衰弱速度甚至比有着重工业基础的长沙更快。从四川山区走出来的贫民，已经无法指望在成都寻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而西部的另一个大城市西安，情况更加惨不忍睹。
2006年西安常住人口822万，户籍人口753万，两相抵扣后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69万。而到了2010年，常住人口847万，户籍人口782万，外来农民工微弱下降到65万。
很明显，这四年间，西安为农民工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减少。这不算完。到2014年，常住人口863万，户籍人口815万，外来农民工数量大幅度减少到了48万。
这种情况与长沙和成都一样，户籍人口在增加，显示陕西全省的富人都在向自己的省会西安聚集，但它的农民工数量却在显著减少。
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安完全没有在实业领域取得任何看得见的成绩。陕西省内那些国家级的贫困县，根本不用指望它的省会能为自己的贫民提供工作机会。
综合来看的话，我国的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要走出田野，步入城市。然而中国的东部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吸纳人口的能力。中部只有一个武汉的表现稍微好点，其它城市都不具备大规模吸纳人口的能力。至于西部地区，更加是惨不忍睹。
这大概就是我国的失业陷阱：从田间地头走向城市的贫民，他们充满了希望，想要放下锄头，拿起扳手，在工业的流水线上找一份光明的未来。很不幸，迎接他们的，将是冷冰冰的现实。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将对他们的到来说“NO”！而他们满是老茧的手，如果拿不到扳手，那么又会拿起什么呢？
终章
生存？或死亡？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充分就业。除此之外所有的说辞都是瞎扯淡。
不能实现就业？13亿多的中国人全靠国家发救济金活着？靠国际社会的援助活着？这是无法想象的惨事。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
当然13亿人一起失业的事情，绝无可能发生。但事情的关键在于，我国到底能承受多高程度的失业？10%？20%？还是30%？目前来说，按照第一章中的保守算法，我国至少有7000万的无业游民，如果这个数字增加到1亿？2亿？3亿？这个国家还能维持平稳吗？
当你们饿着肚子的时候，你们才能明白一个绝望的失业者，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繁华的街道，看到琳琅满目的食物摆满了橱窗，这个时刻他们的眼中会闪耀起什么样的仇恨的火花。
2011中国进入了劳动力拐点，劳动力人口减少了。但随着平均寿命的增加，中国的人口总量没有减少，而是持续增长着。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每个劳动力需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
2011年60岁以上人口数为1.85亿，占当年度13.47亿总人口的13.7%；而到了2014年，60以上人口数上升到了2.12亿，较2011年足足增加了2700万，占当年度13.68亿人口的15.5%。3年时间过去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就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
人老了，因此在我们简单的计算公式中，不被视为适龄劳动人口了。这就是表面上算起来失业率下降的原因。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基础设定：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没有任何养老方面的福利制度，也不存在退休制度。
尤其是：即便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这一点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更新到了2012年，但相信与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异。
2012年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总数为9.7065亿，当年度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亿，农村户籍人口占比达到惊人的71.7%!按照这种比例计算，2.12亿的老人，其中有1.5亿生活在农村，他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挣钱养活自己，在官方统计上，也仍然将他们视为劳动力，纳入就业人口统计。
最麻烦的是，即便他们干不动了尝试退休，他们也无法指望自己的农民子女能通过种田养活自己。
这种背景，正是近年来农村老人大量自杀的经济学上的原因。即便是儿孙满堂，老人们用最朴素的计算方法，也知道唯有自杀，才是最经济的方式。
要阻止老人自杀的悲剧，年轻的农民必须抛弃土地，走入城市，在流水线上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伦理上的必然，百善孝为先。成为农民工，学会使用扳手，遵循流水线上的作息制度，是青年农民对一个家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必须要尽的孝道。
而坚守着田地，坚守着锄头和镰刀，坚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农民来说，却成了一种恶行，一种将自己的父母推向自杀绝境的禽兽之举。这真是一种历史性的讽刺。
2014年中国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为9.16亿，在校学生为6936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73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全国就业人数中其实包含了1.5亿的农村老年人，既然我们在计算16-59岁的适龄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这部分人我们当然要从全国就业人数中扣除出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公式就要变成：9.16亿-6936万-（7.73亿-1.5亿）=2.23亿。
现在清晰了，全国9个亿的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力，失业人口规模约2个亿。
适龄劳动力的失业率约20%。这大概才是这个国家真实的失业率。
更悲哀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当然陷入了全面萎缩之中，要指望这个奇葩的国家能突然创造出以亿计的工作岗位，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不靠谱。
由这篇文字的整体分析来看，接下来整个经济方向如何调整、如何修复、如何拯救，还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