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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实则是对诺贝尔遗嘱的一种回归，也是对早期评奖规范的回归。评选的结果或许有争议，但这种敢于摆出自己的姿态，挑战几十年既有传统的勇气，还是值得我们为之点一个赞。
作者：李岩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诺奖(专题)候选人名单时，心里惊叹了一下。很多人认为瑞典学院口味保守，但我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保守。”
当今年9月，瑞典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莎拉·丹纽尔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大谈他们的候选人名单丝毫不保守。作为编辑，我们在编发这篇采访稿时，心中仍不免有些没当回事：“吓唬谁呢？”但是，当丹纽尔10月13日走出瑞典学院大门，在全球媒体咔咔的闪光灯前宣布：“瑞典学院决定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时，全球媒体都被震惊了：原来你们来真的啊！！
鲍勃·迪伦
一、诺奖评委新一任“领导班子”上任，用实际行动回击了老迈的印象
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学院18名院士共同评出来的。这18人是终身制，不存在辞职或退休，说不好听点，只有干到死才会换人。以至于我们传统印象中，诺贝尔奖评委都是一帮老头。
这个印象不为过，因为在很多年间，中国人只认识一个诺奖评委，就是18人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马老有多老呢？今年已经92岁高龄了。而另一位近年来频繁来中国参加活动的评委，前诺奖常任秘书谢尔·埃斯普马克，也已经86岁高龄。有他们的存在，人们自然会带有偏见：诺奖就是那帮老头来评的嘛。
马悦然（右）和埃斯普马克两位老先生，让诺奖给了人老迈的印象
但是，如果深究诺奖评审规则，就会明白，这种偏见也有其局限性。18位院士中，有13位的权利十分有限，他们每年只能在一个5位候选人短名单中，投票选出一位获奖者。而确定这5人短名单的，是5位核心院士，又称“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成员。他们五个人，才是总体评审口味的决定性因素。
这块有点乱，再理一下，有两个“5”：第一个5，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5人小组，每年由他们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第二个5，是诺奖候选人5人短名单。18位院士只能在这5个候选人里边投票，选出该年的获奖者。
举个例子。假设马悦然特别喜欢中国作家，千方百计要让中国作家得奖。但遗憾的是，其实他从未进入过“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5人小组，也就是说，他从没决定过任何一年的5人短名单。即使是莫言得奖那年，也是由5位完全不懂中文的评委先把莫言选进了短名单，马悦然才有投票权的。
而领导这个“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5人小组，以及整个18人评委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瑞典学院常任秘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常任秘书就是“学院的领导和CEO”，这5人小组，就是“领导班子”。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莎拉丹纽尔图片由瑞典学院提供
常任秘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这个人有多大岁数呢？2015年，常任秘书易主，58岁的彼得·恩格隆德卸任，52岁的莎拉·丹纽尔上任。本来，58岁对于评委来讲，就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年龄，按规定，他可以任职到70岁。然而瑞典学院却进行了自我更新，由更年轻的莎拉·丹纽尔接班。丹纽尔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角色的女性，按规定，她自动成为5人小组之一。
莎拉·丹纽尔上任后干了什么呢？连续颁了两届惊掉人下巴的奖：2015年，把奖给了一位记者，白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表彰她在非虚构作品中的突出表现；而2016年，更是“胆大妄为”，历史上第一次把奖给了一位歌手、词作家鲍勃·迪伦。
做个不那么严格的类比，这相当于我国把茅盾文学奖连续两年颁给了白岩松和崔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莎拉·丹纽尔这前两把，烧得全球媒体有点找不着北。但不得不说，他们的确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全球评论家的质疑：谁还敢说我们保守、老朽、不敢突破？
二、是创新，更是回归传统：把诺奖颁给文学圈外的人，实际是遵守了诺贝尔遗嘱
而且，即便是鲍勃·迪伦获奖这个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看似是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传统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回到最原始，看看诺贝尔他老人家的遗嘱是怎么说的吧。作为科学家，他遗嘱中对文学奖只说了一句话：“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s an ideal direction”。直译的话，应该是“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但其实，这个指示很模糊，评委自己也说：“对照瑞典语的原文，其实我们不确定其中的关键词到底指的是‘理想化的、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还是‘完美的、理想的’（ideal）。”在后来的评奖过程中，评委达成共识：按照最开放性的意思去理解它。
所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初，就没有严格按照文学上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这三类来给。在最初几十年里，文学奖给了很多如今听起来很怪的人。例如——
1902年，也就是颁奖的第二年，评委会把奖颁给了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获奖作品是历史巨著《罗马史》；
1908年，把奖颁给了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他的主要作品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
1927年，获奖的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代表著作有《创造进化论》、《直觉意识的研究》、《物质与记忆》等（从书名看就是极其典型的哲学著作……）
以及，两次特别著名的颁奖：1950年颁给英国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以及1953年颁给英国政治家、时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也是个“剪刀手狂人”
但是，他们就是实打实的诺奖得主，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是一批人。在那个时代，文学的范畴比现在大得多，不仅指小说、散文、戏剧、诗歌，还指一切有文学性的作品，包括用优美的语言写的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回忆录等等。
但在其后51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全球的注目下，评委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少受争议，别挨批评”，奖励的人群被局限在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之列。
随着2014年颁奖后，以莎拉·丹纽尔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上任，年轻的评委们连续两年剑走偏锋，连续给了记者、歌手（可以视作词作家）两次奖。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实则是对诺贝尔遗嘱的一种回归，也是对早期评奖规范的一种回归。评选的结果或许有争议，但这种敢于摆出自己的姿态，挑战几十年既有传统的勇气，还是值得我们为之点一个赞。
结语：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另一个同样被视作传统、老朽的机构——中国作协，发出了声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是的，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诗。你以为文学是什么？几年前编杂志时编过一期中国的歌词摇滚，那时感到，诗在此。”
看吧，你认为老朽的，其实新潮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