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区门前陆续聚集了从京城四处赶来的“非京籍”家长。他们听说，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长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将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网络上的开庭信息很快被删除，但焦灼的家长还是宁愿信其有，有的凭借记住的关键词“上午九点半、龙爪树南里车站”，按时抵达了法院。旁听资格被严格限制，没有家长列席。此案当庭未做宣判，择日审理。
无法上学导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为严控人口祭出史上最严的“教育控人”手段起，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无法上学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学生，因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并报考普通高中，委托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7月，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他们败诉。“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诉。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一审判决。
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
“非京籍”有许多称呼： 随迁子女、外来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动儿童。其中很多称呼并非精确定义的，人们一般捡起什么用什么。北京市教委的统计资料里面，会使用北京市户籍、非北京市户籍这样的统计称呼。
广义来看，“非京籍学生”包括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和非北京户籍城市户口的学生（这部分包括很多白领的孩子）。入读的学校分为四类：公办学校；高收费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大概在2-10万不等）；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
“非京籍”家长属于“九类人”（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随军子女、中建首钢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考。还有一些“非京籍”家长，大学或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已经积累起不错的社会资本。最底层的，便是俗称的“农民工”，他们通常在京从事体力劳动或“厌恶工种”。
无论心智、观念还是气质，流动儿童作为第二代移民(专题)，都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一代城市移民会将自身的成败与老家的生活相对照，那么第二代移民的参照点则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国，“流动儿童”完全是由户籍政策界定的，现实是：他们并不怎么“流动”。北京一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机构最新研究发现：小学阶段55.6%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初中阶段86.9%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流动儿童的高中入学率非常低，只有16%学生在城市流入地读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读高中，5%在第三地就读高中，29%在城市就读职校，27%已经离开学校。
十余年来，流动儿童在京能否上学，实质性改革并无动议。2013年，控人政策开始加码，流动儿童升学更难。
年复一年，“五证”不达标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边缘，无法升学，看不清未来，但他们却可以清晰表达对于制度不公的愤恨。单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提升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关停学校，不仅事与愿违，或许在未来还会付出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
控人加码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对外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须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硬指标。
“五证”门槛始于2002年，一开始只要求四证。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数持续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区幼升小“五证”要求花样翻新，处处刁难，严卡工作地区和社保缴纳时段，使得很多已经在京买房家境殷实的家长也犯了难。为了符合一些区对父母双方的要求，也有家长选择离婚。
入学门槛升高后，从入学人数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北京小学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1426人；较2013年的50107人减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为37.28%。初中阶段入学，2014年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教2013年下降幅度达9.89%。
随迁子女以往的借读路径也被堵死。过去，家长非“九类人”的“非京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读并获得临时学籍，缴纳借读费后可在联系好的高中借读。借读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考并拿到高中毕业证，再回到户籍地通过社会报考参加高考。2014年，这条折衷的就学路径也被堵死。
过去十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从2006年的403.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万人。2011年口，流动人口增速放缓。2013年后，在北京的严控人口的各项措施之下，流动人口统计数字增长近停滞。2015年流动人口进入负增长，为-0.15%。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0-14周岁流动儿童68.7万人。
自2009年起，我开始关注“非京籍学生”的教育发展问题，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工子女。我深深意识到，这些在京的外来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机会。人总渴望向上流动，第二代更不会开倒车。如果完全没有上升机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而一旦得到机会，他们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发，形成包容性促进发展，本事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发出感叹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长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
楠楠的感叹并不代表少数。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经历到一种无力感，其中可能还混杂着愤恨，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会抱怨“不公平”。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凭借其薄弱的教育水平，根本无法立足或与城市人竞争，以后可能混得连父辈还不如。但是他们并非不想读书，而是不能读书。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来自山西省繁峙县的深山，二人都没读过书，“专干北京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李先生曾为北京挖地铁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两根手指。来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说：“已经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态决绝：“我就是让三个孩子辍学在北京当小混混，也不送回去当留守儿童！”
唐女士说，上次回老家，她发现乡里小学只有三个学生，坐在草垛上无所事事，她看着心酸。她还告诉我：“乡领导说了，别让孩子回来，留守就是制造犯罪分子。”
杨姐和丈夫来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当挤奶工。杨姐脚面经常因为挤奶时被牛踢而肿得老高，三个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虽在打工子弟学校，却都热爱学习。杨姐面临艰难选择：供养三个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没有房子没有地，回去怎么挣钱？如果让孩子留守的话，杨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经留下了四个孩子给老人照顾。再加上杨姐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要照看七个孩子，杨姐说：“不敢想。”
面临“不敢想”窘境的，不仅是来京打工的底层，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对殷实的非京籍家长，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还开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现在法院门口的A先生，从河南来北京近20年，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为北京做贡献：纳税、投资、创造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另一位家长听出了A先生对自己事业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发愁，把自己当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读书连老家话都听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来北京，一家人在北京扎根，无法在老家县城从头开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几年前从山西来到北京，在中关村从事金融行业。B女士的女儿在东城区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读初二，她为女儿鸣不平：“我女儿非常优秀，一直读北京最好的学校，琴棋书画，多才多艺。要是我们过来参加高考你们不让也就算了，但是我们从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户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样是没有北京户口被拦在上学之外，不过“非京籍”学生的命运各不相同。这是家长们各显神通的时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较量。
杨姐和唐姐别无选择，杨姐最后选择让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选择让孩子辍学。不过名牌大学毕业，在京任职IT高管的张先生却琢磨出一条孩子上学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买个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者即可享受与本地常住户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当地读书）。2013年，张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买百万元的新房。
“怎么都得彻底荒废一个人，要么荒废孩子，要么荒废大人。”最终，张氏夫妇决定“荒废”张太太。任职公司主任的她，辞去职务，和女儿搬去天津。张先生开始适应“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时常懊恼自己当年的幼稚。1995年，大学毕业的他本有机会得到北京户口，他未做特别争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时候，户口这个恶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结果张先生悔不当初。
不过，有钱似乎也没用，这条蓝印户口之路于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学的最后一条路，就剩下一些重点高中的国际班了。2014年诉教委的九位原告学生，三位回到老家读书，一位通过天津蓝印户口读高中，一位在与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县读高中，四位入读国际班。
参与诉讼的章女士把女儿送到了国际班，一个学期至少13万元。但章女士告诉我：“女儿很喜欢国际班的学习环境，因祸得福。” 一直以来，儿子是参与诉讼的朵妈的骄傲。他在西城一重点中学，多才多艺，还担任班长。为了儿子踏上这条留学之路，朵妈干脆把北京的房子卖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国际班政策后，B女士发现，现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国际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拼近20年，原本以为更接近自己的梦想，没想到却更像一场梦。B女士犹豫，是否要为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开始……谈到这里，B女士也说了句：“不敢想。”
从我接触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轮“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还没有看到政策预期的，限制一个孩子上学而迁出北京一个家庭的效果。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实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与愿违。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显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难达效果。从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团队对北京10个区的1867名当时上初一的打工子弟进行追踪调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学校，波及项目中七所学校的370名学生，另外1497名学生的学校未被关闭。
在以往这样的政策之下，外地学生和父母是否离开北京？“结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绍，学校被关闭的370名学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读书；学校没有被关闭的学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乡读书。
调研结果显示，控人政策明显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劳动力市场。学校被迫关停的学生中，有75.7%选择在京工作，这一比例高出学校未被关停的学生群体8个百分点。
“这样的发现令人吃惊。”宋映泉分析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诸多“城市病”和人口规模并无关系。梁建章和黄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并不大。
根据北京市人口和财政收入规模不难看出，北京教育并不缺钱。北京的生均经费，在全国遥遥领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23441.78元，全国平均为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36507.21元，全国平均为10359.33元。
中国一线城市的入学难，并不是因为外来人口多，而是没有提前进行教育资源的规划和布局。以北京为例，从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下降到4.7万。
“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虽然教育不应被赋予太多改变命运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国，对很多城市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贫困的唯一道路。
挤奶工杨姐总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为我的孩子在北京会比我过得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以后可能还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无论贫富，人人对于未来“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们普遍的心态是：有什么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没什么都不能没北京户口。在房子和户口面前，一切奋斗和梦想皆成枉然。
在家长群，每当有人因为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辞激烈时，总会有家长出来自觉维持局面，强调“不要当愤青，我们只想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有家长举例子说，如果在美国打拼十余年，有着良好的完税记录，肯定不会不让孩子上学，“因为你不知道在座的学生哪个将成为美国总统。”每当举完美国的例子，家长还会加入辩证的看法，“当然也不是说美国就多好，仅仅是在教育公平问题上。”
看得出来，很多家长在努力克制着，最大程度地压抑自己愤慨的情绪和言语，他们不敢再提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异地高考”，卑微地不断降低请求：“无法在京高考，只要让我们在京借读，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长假后，北京上海等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京人京车”引起舆论哗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发问：“如果一个城市要享用的全部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提供，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再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发问：“如果一个城市全部的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享用，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在全面收紧人口的政策导向下，不仅是义务教育的“非京籍”，连城市未来的公务员和精英也受到影响。2015年春节前，人社部发文，要求“中央单位”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在2014年基础上再削减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是应届硕士毕业生，他们纷纷接到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单位的通知解约，事发突然令他们措手不及。
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考公务员或进入大型央企，应聘有进京指标的国企或高新技术企业，是获得北京户口最直接的途径。不忍失去北京户口的应届生组织了一个QQ维权群，人数很快逼近一千。这些被中科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大机构录取的好学生、好党员，也在群里询问组织游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布《“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表明在严控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儿童入学之外，北京对未来五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北京开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年轻人。很难想象一个令年轻人感到失望和厌弃的城市，怎能持续释放活力。如果最终发现，严控人口并未解决“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又该怎么办呢？
我犹记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表了演讲，她说：“我的大学教育把我带到了那些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宫。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我曾经住过的小小的公寓到现在的白宫。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教育，让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都能实现。”
这是米歇尔宣扬的美国梦。那么中国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