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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娟带到新家的全家福。 北京时间 图
2011年1月21日，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电视台副台长刘俊飞在一场饭局后离奇失踪，自此杳无音信。
对他的失踪，众说纷纭。同事猜测他是醉酒后遇到车祸被肇事者拉走了，家人更倾向于相信是熟人将他约出来暗害了。
五年多来，刘家人从未停止寻找。与家人死亡那种单纯的痛苦不同，他们是煎熬的。“一颗心一直悬着。”刘俊飞的妻子高艳娟如此形容。
一方面，因为亲情，刘家人对刘俊飞活着回来仍抱有难以熄灭的信念，一直拒绝替他申报死亡。
另一方面，因为绝望，他们从财政局领回了以“因公死亡”为名义的93万补偿金。
刘俊飞失踪两年后，妻子高艳娟从150平的大房子搬出，带着儿子住进了一间不到50平的小两居。那张夜夜搭载夫妻俩共眠的温软的床，在丈夫失踪后变得和这个家一样的空旷且寒冷。在这个家里的这张床上，她睡不着。
现年42岁的高艳娟至今没有再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她“没办法重新开始”。
应酬
“今晚有应酬，和同事聚餐，晚点回家。”
“少喝点儿，早点回来。”
失踪当天下午四点多，刘俊飞用单位座机打给妻子。这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通电话。后来刘的同事证实，那时他的手机已经没电自动关机了。
据刘俊飞的同事回忆，当日快下班的时候，刘俊飞组织本部门同事到府谷新区的“鼎上鲜”聚餐，并叫一个女同事按名单挨个打电话通知。
据参加饭局的新闻部员工证实，那场饭局是电视台的报道对象，府谷新区高家湾村支书郝润柱请客，十五六人坐了两桌，除了郝，其余全是新闻部的同事，刘俊飞级别最高。根据刘俊飞父亲提供的材料，因为录拜年节目的原因，“郝在事发前平均两天给刘打一个电话”。
多位同事对“北京时间”证实，饭局快结束时，喝醉了的刘俊飞走出了包厢。下属刘明（化名）上厕所时看见：“刘（副）台长靠坐在在饭店大厅的沙发上，头往后仰眼睛半阖着，喝多了。”
当日中午，刘俊飞和同事外出采访后一起吃午饭，三四个人也喝了两瓶半白酒。高艳娟说丈夫每次中午连着晚上喝酒，无论喝多少，后一顿准醉。
由于不坐同一桌，刘明不知道刘俊飞为什么突然走出去，但他排除了刘俊飞家属猜测的被熟人约出去的可能：“刘台长手机从下午4点多就没电了，别人怎么约他？”
饭局散后，大家乱哄哄指派谁送谁回家，这时候才发现：刘台长不见了，打电话已关机。
刘明是最后一个见到刘俊飞的人。
他送一位女同事回家，车开到半路，女同事指着路上的一个人说，那不是刘台长吗？
聚餐的鼎上鲜位于正在开发的府谷新区，与居民密集的老城区隔河相望，新区在黄河西岸，刘俊飞的家则在东岸的老城区。五年前，府谷新区正在开发，如今林立的高楼彼时还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人烟车辆稀少，道路监控设施尚未完善。
刘明和女同事见到醉酒的刘俊飞时，他正在鼎上鲜西面尚未开业的王府井饭店附近，朝老城区方向走。这说明，离开鼎上鲜后，刘俊飞并没有朝家的方向走。
刘明猜测，刘俊飞酒醉回家走错了方向，发现迷路后正在往家绕。
见此情景，刘明急忙下车搀住刘俊飞的胳膊提出送他回家，刘俊飞拒绝了，拉着下属的手含混不清地说：“跟上我”。
刘明和高艳娟均对“北京时间”证实，刘俊飞有酒后赶场的习惯，喝醉后习惯去KTV唱歌或者换个地方喝下一顿。
见开车的朋友和女同事还在车里等着自己，刘明只好对刘俊飞说先把女同事送回家再回来找他。
几分钟后，当刘明返回时此处时，刘俊飞不见了。
失踪
刘俊飞出事那天是农历腊月十八，高艳娟按习俗打扫了一遍屋子。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见丈夫还没回家，她便开始打他手机。对方关机，再打，高艳娟打了足有一小时。
就在失踪前四个月，刘俊飞由新闻部主任被提拔成了府谷县电视台副台长，同时还兼顾外出采访，因加班和应酬晚回家变成常事，甚至还有几次醉酒后彻夜未归，但高艳娟第二天早上打电话都能找到，她还曾因此到丈夫单位闹过。
“平时我担心他喝多了摔着或者被车撞了，就一直打到他接了，确定他安全了我才放心”。也许是打扫房间太劳累，这一天她没有坚持再打下去，回房睡了。一夜无梦，安稳踏实。
回忆起那一夜，高艳娟不胜唏嘘：：往常心理忐忑不安丈夫却平安归来，那夜心里平静，丈夫反倒出事了。
第二天是周六，高艳娟加班，一大早就离开家去了单位。一上午的忙碌后，高艳娟发现丈夫依然关机，就立即给丈夫两个要好的同事打电话，但对方都说没见人。高艳娟急了，便赶紧和自己单位的同事开始找人。
这时候，刘明也接到电话，得知刘台长不见了，广电局的同事也在小县城找开了。
鼎上鲜、小广场、大桥下、黄河畔……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却没有刘俊飞的半点踪迹。
事后刘明猜测，“刘（副）台长很可能是喝得太醉，司机撞了他之后害怕把他给拉走了。”在他的印象里，刘俊飞“嘴比较厉害，但是心里好意，大家都了解他这个脾气。”高艳娟也说，丈夫有时候脾气很急，容易发火。
遍寻不着，24个小时之后，府谷县公安局受理了高艳娟的报案。
刘俊飞失踪了。
寻找
刘俊飞的失踪让刘家人感到“天塌了”。
五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寻找他们的丈夫、儿子、弟弟、三爸，也在寻找“真相”。
他们四处求人刊登寻人启事，重金征寻线索，悬赏20万找人；多次向府谷县委领导、榆林市公安局、陕西省公安厅递交材料上访；担心案子被压找媒体曝光。
然而，找人最怕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
饭店监控停电了，道路不是没有监控，就是拍得不清晰。
从省公安厅上访回来，高艳娟被叫进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再不上访。
听电视台一位高度近视的女同事说出事后三四天在中医院附近曾看见了丈夫，高艳娟激动地不行，马上就把线索反映给了办案民警。
跟民警一起调取了失踪案发生三四天的监控，高艳娟连一个与他相似的背影都没有见到，但她看到了失踪当天早晨上班路上的刘俊飞。
录像只有十几秒，那是丈夫最后的一段影像，高艳娟不肯放过每一处细节。她注意到，丈夫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根香烟。突然，一张熟悉的脸，清晰地闪现在屏幕上，面对摄像头仅仅一秒之后，就调转过去了。
之后的十秒，狭小的电脑屏幕上，高艳娟目送着丈夫。她盯着丈夫的背影，心里不断地叫他的名字，希望奇迹发生，丈夫隔着时空能够听见她的呼唤，然后转个身。
但他径直往前走，一直走出了摄像头和妻子的视野。
回放几次后，她把这段监控用手机录下，但之后却不敢再打开。
一次次的无功而返，让刘家人神经敏感到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相比于陌生人作案，刘家人更倾向于相信是熟悉将刘俊飞约出来将他害了。
查监控、调查通话记录、询问参加饭局的同事、分析事发的地理环境和儿子的人脉关系，时年73岁的父亲刘国发拟了一份长达三页半A4纸的线索提交给警方。在这份《关于刘俊飞失踪案的相关线索》中，更列出了包括刘的朋友、同事、领导和采访对象在内的8个具体怀疑对象，每个怀疑对象后面都详尽阐述了其暗害刘俊飞的可能性。
“在这个案子没有侦破之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嫌疑，不排除政府、电视台、朋友、娱乐场所、家人、亲戚！”刘俊飞的侄女刘琼对“北京时间”表示。
刘琼是小一辈里和刘俊飞最亲近的，三爸的失踪使她联想起2008年左右与他的一次闲谈。“三爸跟我提过他拍煤矿排污照片的事，本来准备播新闻，结果有人不让，要求把照片删除或者交给对方！”刘琼说，排污的事最后到底是没能播出来。
刘俊飞的一位同事对“北京时间”证实：“他确实喜欢搞搞负面新闻，但县电视台本质上还是宣传单位，真正的负面也不可能通过审查。”
最初的几个月，刘家人跑公安局跑得很勤，那时他们还希望警方能找到线索，把刘俊飞活着带回来。但每次询问办案警官得到的答复总是：没线索、没进展，《相关线索》中的8个怀疑对象因为没有证据被警方一一排除。刘国发急了，让女儿搀着自己去电视台闹事。砸东西、锁电视台的大门，想借此方式通过电视台催促公安局办案。
“第三次锁门的时候，公安局来了人跟我们说我弟弟的手机定位查到了，在绥德，案子就快有结果了。”刘家二姐对“北京时间”说，“不锁门没人管呐！电视台不催，公安局不破，县上没人管，只能靠锁门。”
“北京时间”致电刘俊飞失踪案的办案负责人，该负责人以办案民警不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回应。
10月12日，高艳娟在“北京时间”的陪同下再次找负责人询问案件进展，得到的回复是，原有调查基础上再无线索、无进展，并证实了此前手机定位确实是出错了。
补偿金
讽刺的是，大闹电视台没有给案情带来进展，却给刘家带了一笔以“因公死亡”为名目的补偿金，数额为93万。
刘俊飞二姐说赔偿是公安局和广电局的人主动提出的。“先是公安局的人说案子破了就是刑事案件了，到时候人没了，一分钱还拿不到，现在拿了这笔钱不影响破案。然后广电局局长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去协商。最后的金额是广电局和我父亲协商出来的。”
“北京时间”多次致电府谷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及副局长希望求证此事，但均未联系上二人。
2012年4月27日，府谷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副局长在府谷县政法委副书记和府谷县一乡镇干部马有林的公证下，和以高艳娟、刘国发代表的刘俊飞家属签订了一份《一次性处理刘俊飞走失相关事宜的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合同甲方为府谷县广播电视局，乙方为刘俊飞父亲、母亲（为代签）、妻子。
协议内容显示：“乙方认为，刘俊飞已无生还可能，故请求甲方将刘俊飞以因公死亡对待并一次性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协议规定，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刘俊飞死亡补偿金、亲属生活补助金等费用捌拾伍万元整，补充协议规定，另由甲方付给乙方丧葬费捌万元整。合计93万元，扣除乙方打砸甲方办公设备经济损失壹万元整。
签署这份协议，刘俊飞家属可以领到共计92万元。
协议规定，刘俊飞儿子成人后，在符合当时人社部门相关政策条件下，优先考虑解决工作问题。
协议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刘俊飞的公职和与公职有关的一切待遇自行终止。
若刘俊飞生还，其可选择如数退还补偿金，亲属生活补助金等相关费用，恢复公职，或不退还上述费用，自行脱离工作关系。
刘俊飞走失事件与当日所有同餐人员无关，乙方不得与他们发生任何利益纠葛，不得追究任何责任。
两天后，高艳娟和刘国发去财政局领回了92万的支票。
家
但刘俊飞的失踪就像在刘家人心上划了一道伤口，钱又怎么能够补得上？只要一天没找到刘俊飞，伤口就永远新鲜，非但补不上合，反而越裂越开。
从此，13岁的儿子由活泼调皮变得自我封闭，春节拒绝跟妈妈回姥爷家一起吃饭；成绩也越来越不好，高二下学期便退了学。现在，18岁的男孩儿在检测场当临时工。
多病的母亲至今不知道儿子失踪的事，全家人怕她接受不了，合伙瞒着，从不在老人面前提三弟一家子。见不着儿子，老人气得躺在床上捏着拳头，一下下敲床面，咬着牙恨恨地问：“你们常见飞子吧？”儿孙只好说，他忙，我们也不常见。老人于是抱怨：“三儿子不孝顺，不见我也不给我打电话！”
年近八旬的父亲为儿子日夜奔走，因为怕老伴儿知情，思念至极的时候，只好独自一个人爬到山坡上，迎风痛哭。五年来，因为伤心过度多次住院。
侄子性格脆弱敏感。去年五月，爷爷生病住院，他一直陪床照顾了半个月。出院时，他哭着把爷爷送上车，次日回煤矿上班。回去后，他每天给爷爷打电话都说自己没用，找不到三爸，爷孙二人隔着电话哭。没过几天，他在工作中出事故走了。矿领导说，他总有心事。
二哥是刘家离去的第三个人。今年二月，父亲又一次病危，抢救室门外，他哭着对弟妹子侄说：“弟弟找不到了、儿子也没了，我活得也没意思。”把父亲送回病房后，他坐了一会儿就回家了，说难受，之后每天喝得烂醉。几天后，二哥喝醉回到家躺沙发上猝死了。
他们或在嘴上或在心里，拼了命责怪自己没能找到刘俊飞。
身材娇小的高艳娟是坚强的那一个。她踩着高跟鞋一面工作，抚养儿子，一面寻找丈夫，还要遥远地履行刘家媳妇的本分。
刘俊飞失踪了五年多，刘琼依然称呼高艳娟“我三妈”：“以前我爷爷奶奶住院都是我三爸三妈都在旁边照顾。自从我三爸失踪以后，三妈一般不亲自来医院，爷爷不让来，看见我三妈就更想念儿子，加重病情。但我三妈逢年过节都给老人钱。爷爷每次住院我三妈都给我打电话让我替她给爷爷钱。”
尽管高艳娟称她现在对丈夫活着回来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五年零九个月也已达到法律规定失踪人口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限，但她还是拒绝从法律上认定丈夫死亡。
听到离婚这个字眼儿，她的口气硬朗起来“不管怎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尸首，找不到我没法重新开始。”
高艳娟把刘俊飞的东西都锁在了从前他们的家，只带走了一张全家福和一双鞋。
新家的鞋架上有两双男士拖鞋，一双儿子的，一双是刘俊飞曾经的，现在给客人用。看着墙上挂着全家福和窝在沙发里的瘦小的高艳娟，不知情的来客会以为男主人只是“今晚有应酬，晚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