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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专题)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前者写出检讨，后者以党票保证；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紧张得说英语都磕巴；采访黄华的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意根，原题：邓小平为“香港驻军事件”大发雷霆：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前者写出检讨，后者以党票保证；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紧张得说英语都磕巴；采访黄华的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2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土不让。
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专题)了。”参加过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周南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荒唐逻辑！”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邓小平简直喊了起来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作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轩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访。邓小平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同志！”
邓小平一听就火了，立即对在场的人说：香港的报纸报道，耿飚同志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港派出驻军，还有黄华同志向记者说，将来香港可以派代表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根据什么讲这些话？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到后面简直就喊了起来：“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港问题，我说了算，总理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了算。”
他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热烈鼓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就谈话了。这次他们拍了照，正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谈到在香港驻军的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邓小平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耿飚讲这个（可以考虑不派驻军）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香港记者抓住这个场面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闹得不亦乐乎。
邓小平显得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稍等片刻，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在场的人士对邓小平这一番话无不感到突然。坐在邓小平旁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曾插话说：“5分钟了，够啦，够啦！”意在请记者离场，制止邓小平再往下说。但邓小平此时显得很激动，似乎不吐不快的样子。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谈中我跟杰弗里·豪外相讲了，我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
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卡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不到1000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征主权问题。”
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
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而止，这是耿飚最希望看到的。
5月30日和31日，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国方面提出希望在拟订协议正文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国方面表示“不能同意”。最后，形成的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表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11月9日至10日，耿飚主持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和3个附件。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摘自《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