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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很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规范和限制中共高层政治生活，这也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共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政治局。外界关心在随后的十九大，中共高层人事会是怎么样的构成？那些人会进入政治局，甚至进入政治局常委委会？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会否对政治局成员进行调整？未来一年时间又会有怎么的人事变化和重要信号？
但人们忽视的是，中共政治局在历史的变化中，已经形成了特定规律和制度。从“文革(专题)”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40年来，中共高层政治制度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局成员数量和结构趋于稳定和制度化的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的观察，某种程度上也能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制度化演进三部曲
纵观中共历史，政治局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清晰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文革”结束后的十一大开始，政治局的制度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探索过渡期、中间调整期和基本定型期。中共十一大，是中共高层政治逐步走向制度化探索的起点。这一时期，政治局在成员人数和构成上，往往在届中几经变化，直到中共十六大之后才真正意义上趋于稳定。这涵盖了探索过渡期和中间调整期。
在这两个时期，更多的是从“文革”中国高层政治的无序，到逐步形成制度的过渡、探索和调整。1977年8月，中共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首次中共全会，即中共十一大。当时的中共高层政治依然延续“文革”前的设置，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该次会议，产生了包括23名政治局委员，3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政治局，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他们5人为政治局常委。这基本上是瓦解“四人帮”后的“论功而定”，这样的格局并没有持续很久。此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五中全会，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均有变化，基本颠覆了原有格局。
中共十二大，是中共政治局制度化的关键转折点。这次会议，中共废除党主席和副主席的设置，以总书记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也即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届，中共政治局成员扩充到28人的格局（25位委员、3位候补委员），但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政治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组，改组后的政治局由20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
中共十三大之后，同样经历了人员变化。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这次全会上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共总书记，并于11月上任中央军委主席，被邓小平制定为中共第三代核心，奠定了未来14年的主政之路。
之后的中共十四届，政治局成员为22人（委员20人，候补委员2人），届中政治局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只因北京市委书记成系统落马而在四中全会增选黄菊为政治局委员。中共十五大，政治局成员为24人，包括政治局委员22名，候补委员2名。
中共十六大起，政治局就开始保持25人的格局（包括候补），十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缩减为1名。中共政治局开始趋于稳定，进入了基本定型期。从十七大开始，政治局不再设候补委员，这一格局延续至十八大。而从十五大开始，届中全会不再进行政治局委员的增补。
另外，在政治局成员领域分布上，处在过渡和转折时期的十一届和十二届政治局，军队系统政治局成员分别达到7人和9人，直到13大开始军队人数降为2人，十四大、十五大为1人，到十六大之后保持2人格局。而从中共十五大以来，政治局成员构成就基本保持不变——党务系统8人左右，政府部门5人上下，地方大员保持6人，军队系统2人，政协人大分别2人的基本格局。只不过在某些细微处出现变化，比如十八届政协系统为1人，另一员额则由国家副主席补充，保持了政治局25人的稳定格局。
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图源：新华社）
变与不变的逻辑
由上可知，中共历届政治局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是一个从届中不断进行调整，到一届政治局基本保持稳定的过程。而伴随着政治局成员构成不断变化的，是中共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变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例，该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共“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该次会议，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实质领导人的政治地位。
当时邓小平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已经已经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实质核心。
政治上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局的人事构成上，上文提到，在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进行的政治局成员增补调整，基本颠覆了原有格局。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专题)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的四中全会，赵紫阳、彭真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而后在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启幕。
中共十二大政治局常委的的构成，便是说明。这一届政治局常委设置6人，67岁的胡耀邦成为中共总书记，排名第一；更年轻的赵紫阳（63岁）出任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三；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排在第五；叶剑英、邓小平分别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政治局中排名第二和第三，陈云排名第六。当时更为年轻的胡耀邦、赵紫阳开始走到政治舞台的前沿，而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则转向幕后。
这一阶段，中共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被提上日程。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政治局进行的大规模改组后，包括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10位资历深厚的“老人”退出政治局，田纪云、乔石、李鹏、胡启立、姚依林等“新生力量”补充入局，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十三届政治局的人员构成变化，则是伴随着1989年前后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狂潮。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后的这一届的四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这次全会上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共总书记，并与11月上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被邓小平制定为中共第三代核心，奠定了未来14年的主政之路。
而随着中共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交接班的顺畅和制度化。中共十六大之后政治局就再也没有出现届中全会进行调整的情况。这一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也佐证出本届六中全会对政治局成员进行调整的可能性不高。
那些人能够入局？
那么，在现有的政治局成员格局基础上，那些人会进入政治局？有没有特殊情况？这之中又有怎样的考虑？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确定现有格局下政治局都有哪些人。以十八届政治局为例，成员任职领域分布结构为：党务系统8人，包括总书记习近平(专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题)、政研室主任王沪宁、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组织部长赵乐际，以及中办主任栗战书；政府部门5人，包括总理李克强(专题)，以及副总理张高丽、马凯、刘延东、汪洋；地方大员6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新疆5省市（区）的党委书记。
军队方面，两名军委副主席携手入局，人大系统有两人入局，政协系统这一届入局者为1人，还有就是李源潮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入局。
这意味着，未来担任上述职位的中共高层，除个别的情况外，绝大多数都将进入政治局。目前，在近期的中共地方人事调整中，新疆和天津的书记已经到位，这意味着新任新疆书记陈全国和天津书记李鸿忠已经无限接近政治局，而从个人履历上来说，他们也有这样的资格。而在政治局成员中，刚刚由新疆调入中央出任党建小组副组长的张春贤，被认为已经手握政治局常委入场券。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大员不断补充到政治局体系中，并且大员的来源变化也极具时代色彩和政治意义。在十一届政治局，有3位有地方身份，即北京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倪志福以及上海第一书记彭冲；到十二届政治局时，地方大员只有1人，即由上海调入天津担任市委书记的倪志福。可以看出，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在这两届中完全是“因人而定”，更多的是考虑到政治因素。
从十三大开始，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变，这一届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的人数为4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的书记，以及西部重地四川省委书记。十四大时，地方大员入局数调整为5人，京津沪书记依然在列，四川书记出局，山东书记入列。政治因素之外，地方大员的治理经验也被看重，如十三大时的上海书记江泽民、天津书记李瑞红，十四大时的广东书记谢非等。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委书记十四大第一次出现在政治局，这于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这一年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并发表具有定调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确定，而广东书记入局的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
十五大到十六大两届政治局，地方大员构成也发生变化，十五大是为北京、上海、广东和山东一把手，计4人；十六大时是北京、天津、上海、广东以及湖北和新疆一把手入局。这一届，新疆书记首次入局。这一时期，所谓“新疆独立运动”兴起，恐怖主义势力威胁新疆稳定，“三股势力”猖獗，中共治疆面临重大挑战。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也在一阶段成立，时任新疆书记王乐泉担任副组长。
而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地方大员在政治局的构成变成了今天的格局——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新疆6地大员入局。这样的格局已经延续两届。
当然，以历史的眼光看，政治局成员构成，包括政治局常委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在十九大是否会做出相应调整尚难有定论，但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比如会否会将目光投向东北。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是重要的观察窗口。但如论怎样调整，这都是一个渐趋制度化的过程，恐怕都不太会脱离现在的基本框架和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