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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几年里，邓小平与陈云都是互相支持，配合默契的，但由于后期在一些问题上谈不拢，两人逐渐产生了分歧。在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本文摘自福宁客的个人博客，原题为《揭邓小平与陈云不为人知的“矛盾”》。
陈云与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图源：VCG）
邓小平和陈云，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这一时期，他们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但也有差别与分歧。
打倒“四人帮”头几年配合默契
打倒“四人帮”后头几年里，邓小平与陈云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发言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是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重大冤假错案，改变会议原定议程，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也对陈云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议下，1979年3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出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搁置了被称为“洋跃进”的800亿引进计划。由于1979、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陈云主导，决定从1981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邓小平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观点，再次对陈云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不一
1980年底，华国锋淡出核心领导层，改革提速。从这时起，邓陈二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渐渐显现。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开办特区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和经济建设发展速度问题三方面。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陈云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他形象地称之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但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而邓小平1979年就对外宾说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十分谨慎。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态度，则常常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由于在这些问题上“谈不拢”，再加上邓小平耳背，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更多地，是分别找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谈话。
邓小平对特区问题一锤定音
由邓小平倡议而试办的特区，在中央决策层分歧明显。1981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1982年1月，他在中纪委(专题)报送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也被重新提起。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其间，宣布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对陈云倡议的这次行动，邓小平一开始是支持的。但是，让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打击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却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也不例外，陈云表示同意。
发行特区货币一事不了了之
1984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座谈会形成的《纪要》甚至表示，允许特区发行货币。在杭州休养的陈云看过座谈会纪要后，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但对搞特区货币“考虑比较多”，建议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尽管如此，特区货币研究小组还是成立了，初步设计的币样跟港币有些像，上面的头像是炎黄二帝。后来，因多位专家反对发行特区货币，此事不了了之。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差别与分歧是支流。过去有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