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0月26日，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还有一天便结束议程。这场闭门会议重点讨论“从严治党”，并且将审议关于党纪的文件。这不仅意味着中共将进一步强化内部纪律措施，同时也是由中纪委(专题)操刀的反腐运动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如同当年的经济改革，如今中共“自救” 也到了必须闯关的一步。而“闯将”的重任，则势必落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题)身上。
近日来，海内外媒体将视线聚焦于王岐山的去留问题，按照惯例，69岁的王岐山已到退休年龄，ft中文网10月25日报道称，六中全会可能是2017年中共换届之前，王岐山在聚光灯下的最后时刻之一。但这并非是六中会议的重点，十八大以来，中共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许多部署，周永康、郭伯雄等一批中共党内高级官员的落马，暴露中共内部组织涣散，人心离散，政治分化的局面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运动式反腐取得颇多成效的情况下，亟待一次党内全会进行经验总结，铲除根源。
可以说，从整体布局到步步推进，中共的目的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在过去4年，王岐山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铁腕手段，成为了习近平(专题)反腐最为重要的同盟军和实施者。而在这个“党建除旧革新”的特殊时期，这次六中全会也将成为王岐山展现个人政治抱负最佳的舞台。
“学者”王岐山 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不久，新华社发布“七常委”特稿，旨在向外界介绍刚刚成为十四亿中国人最高领导集体的七名常委。介绍王岐山特稿的文章题目为《王岐山：求真务实尽责奉献》，开篇即言——“从当年一名农村插队知青，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从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王岐山一路走来，自信从容。”语言虽然仍是官话，但是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王岐山算的上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多面手”，只是这其中并没有关于反腐、党建的经验。
而王岐山本人，在2015年4月13日“中纪委干部培训班”上的内部讲话上却透露十八大后，不仅外界，甚至其本人都对他担任中纪委书记感到意外。因为之前打在王岐山身上的标签有“经济专家”、“救火队长”、“红二代”甚至“政客”，却从未有人想过他会成为“反腐闯将”。
外界称王岐山为“救火队长”(图源：Getty/VCG)
王岐山祖籍中国山西天镇，生于青岛，其父亲曾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其母亲在建国后曾在某机关大院担任居委会主任，文革(专题)时期其父母均曾受到迫害。在这一点上，王岐山与习近平、俞正声等“根正苗红”的红二代早期人生经历基本相同。
在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工作时，王岐山曾被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历史学者。然而就在这时，王岐山开始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关注金融问题。曾有人描述，在当时的北京“四九城”，活跃着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级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当时的王岐山又一辆很小的日本产的雅马哈摩托车，戴着一头盔，很是拉风，这在八十年代并不多见，王岐山正是骑着这辆摩托车，在京城中不断穿梭于不同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四海交友”的过程中，王岐山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三名知识分子，并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联名向中国高层提交经济研究报告，在报告里，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引起陈云、姚依林的重视，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而他们四人亦逐渐赢得“改革四君子”或“京城四君子”之称。
而真正让王岐山声名鹊起的是两次足以载入史册的会议：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和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即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前者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被誉为影响中国经济进程，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一批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而后者则聚焦在政治改革领域，引发了一场在青年学者和青年官员中的大讨论。
翻看当年的与会者名单，马凯、周小川、楼继伟、郭凡生、张维迎等人都是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而京丰宾馆会议的参与者名单则更令人震惊，当时尚是青年干部的李克强(专题)、俞正声、李源潮、刘延东都作为会议组织者参会。王岐山则是这两次会议的核心领导和组织者之一。
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因为这种心情，王岐山从“历史学者”转型为更加经世致用的“经济学者”，也是因为这种性情，注定了他将离开学术的道路。
“救火”强人 五次临危受命
在中国，“经济沙皇”的冠冕只属于朱镕基一个人，但是说话、行事风格像极了朱镕基的王岐山，几乎在老上司的扶持下，参与了那个时期中国金融领域所有的大事件——例如建立中国股票证券市场，例如与摩根斯坦利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合资组建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如果说“经济官僚”王岐山只是初露头角，那扮演“救火队长”角色的王岐山，才真正开始展现他应对危机“闯关”的能力。盘点王岐山的政治仕途，他至少经历了5次“临危受命”。
第一次是在1993年应对全国性的通货膨胀。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王岐山采取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次考验是在1997年。该年底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当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王岐山去广东，主要是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国投、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事件。面对复杂形势，王岐山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策略和方针，避免了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界信用等级的恶化。
王岐山的第三次“救火”，是于2002年前往海南。主要担负处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难题”；并为海南确立了“生态立省”的工作方针，直至今天都在遗惠海南。
王岐山之所在海南仅仅呆了不足5个月就被紧急调离，是因为2003年北京爆发严重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当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防疫不力、瞒报疫情而被免职。王岐山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针对当时公众未能及时获知准确疫情数字，疫情信息不畅的情况，王岐山开始在北京执行最严厉的筛查和隔离措施，很快SARS疫情得到遏制。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长长达305天的王岐山高票“转正”，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王岐山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治理通胀，到处理广国投破产案，再到海南以及迎战SARS，可以说，王岐山的前四次“救火闯关”，已经证实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为十八大后，他在党建反腐上的“救火闯关”，做好了铺垫。
懂政治的王岐山
十八大后，王岐山出人意料的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这个时候交到王岐山手上的，其实是一个烫手山芋。几十年的组织纪律涣散，已经让中共面临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甚至是“亡党亡国”的风险。可以说，此时的中共，在党建问题上，面临着几乎难以逾越的关口。
尽管在公众眼中，王岐山可以算的上是中国政坛少有的政治明星，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岐山不懂政治，不懂官场，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政治局的常委，也不可能在反腐过程中一针见血的解决那些“官场潜规则”。
王岐山懂政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深谙人脉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曾有评论，在十八大常委中，还没有一个人像王岐山这样，与中共幕僚智库，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中国财经界的顶尖专家，掌管国企的老总们，都保持长期的密切个人关系，如果再加上他的张扬的个性和百折不挠的劲头，因此在十八大之后很多媒体预期是，当上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或是未来收拾中国乱局和残局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王岐山懂政治的第二点还在于他知道进退。或许鲜有人知的是，王岐山在八十年代曾经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推出，影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翻开该丛书的编者名单，有流亡海外的严家其，六四后遭到通缉的陈一咨，还有因为“六四”被捕入狱判刑5年包遵信。长长的编委名单中，也只有王岐山最终选择体制，并且一路官运畅通直至常委。
路漫漫其修远，中共整党之路仍然很远。这条路上各种关隘，一道道横在习近平、王岐山前面。只有拿出“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决绝，才能让中共这个百年大党重焕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