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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希特勒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朱维毅，原题：德国老兵：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依然会走向“二战”
布劳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威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城，曾涌现出很多驰名德国的名人，其中有园艺师、棋手、学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负盛名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七任总理施罗德。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系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曾长期研读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因为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对两次大战历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罗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
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朱维毅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