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共六中全会已经结束，此次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及《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仅如此，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习核心”概念，公报更指出“以习近平(专题)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
长期观察中国政情的学者分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继毛邓之后的又一名政治强人。因为在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及背后的“团体力量”，而此时习近平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权力资源作为支撑，以贯彻他的执政理念和思路。
但要全面认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不仅仅只局限于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字面上的含义，深挖背后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这四年间发生的变化之大，超出许多的人的预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也正是中共自身。
执政的大框架
倘若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政路线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需要回归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目前依然存在着些棘手的问题，譬如经济下滑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不断恶化，不受制约的公权和腐败，互联网对政府管治的冲击，思想的多元化和思想派别的分离和对立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合力，导致中共统治合法性大大降低。
对于上述列举的种种问题，习近平采取何种对策去应对，取决于习近平对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与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及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有分析认为，从后者来看，习近平及他的执政团队，其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均来自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
承接毛邓三十年，中国迎来强势领导人（图源：VCG）
所以，在习近平执政中国之后，他做了两件事，其一，追随邓小平的足迹搞了“新南巡”；其二，把枪口对准中共党内，推出“八项规定”主张，提出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清除主要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等“四风”工作，且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两个三十年”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承认，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过问政府的日常工作及经济事务，无疑是继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共领导人。习在位的四年间里，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对中共党内进行“反腐”，而且得到的成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基于上述分析，反观现今已落幕的六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不难发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背后正是“四个全面”的体现。这不仅是习近平应对中国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设计，更是描绘出中国未来蓝图的草稿。
以“反腐”绘制蓝图
外界普遍观点认为，中共六中全会以“从严治党”为主题，实则是勾勒出全会的特殊意涵，即是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的收官之作。而“四个全面”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光谱中一个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一方面，它向外界展示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之道；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而且，六中全会是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的一个总结，尤其是监督条例，更是把十八大以来成功的做法，化作具体的制度和具体的规定。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四个全面的“中心”。它是以改善中共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以及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话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换言之，中共的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权权益提高的现实。而这个目标也表明了中共推进全面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而这也将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从基层一步一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深知“权大于法”这一痼疾，倘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那么必须搬开这个绊脚石。“反腐”则是成为撕裂“权大于法”的有效手段。
不难看到，习近平一是高调宣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通过“思想教育群众运动”，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这点在习近平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并且发动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可以知晓一二。
并且，中共的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这三项“大工程”，则是作为习近平的政治设计及政治理念配套工程而实施的。
首先，“反腐”本就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是习近平执政之后，反腐力度明显加强，一方面是目前中国政坛官场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另一方面，习近平必须以反腐兑现曾经对公众许下的承诺。
上述两点也是为习近平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这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重要一环。此外，亦是对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期铺垫。
就客观而言，近些年中国政治官场中“信权不信法”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且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二者间的思想观念交融无疑容易导致问题发生，并且问题发生之后不利于解决。所以，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中国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对改善中共的治理有帮助。
六中全会承前启后
若是改善党的治理，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可以视为习近平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但“从严治党”却是习近平将要长期坚持的目标。
“从严治党”作为六中全会的主题，从严的是中共最高层。其公报中所谈及的“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则是对中共党内的又一次警示。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共重拳反腐，上至政治局常委级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下到山西、江西等地的塌方式腐败，集体窝案之多，人数之多，层级至高，难度之大，前所有为有。尤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朋党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六中全会可作为十八大以来四年多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理念、新实践、新做法、新机制的进行整体总结、提炼，上升到制度层面。另外，从六中全面之后，中国就已经进入“十九大前”的政治周期。而各个省党代会的缓解选举，都将在今次楼中全会出台的“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定力的治党新框架下进行，这也就是“启后”的意义所在。
有熟悉中国时政的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理念和他的“四个全面”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四个全面”通过高度语言概况和两个务实目标来体现习近平当下的治国理政政治哲学。从语言概况层面来讲，四项政策融合为一个理念，用“全面”一个词统领每一项。它不仅是习近平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使整个中国染上了习近平的色彩。
因此，习近平经过近一届任期的考验，再回顾这四年间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变化，外界是有目共睹的。正如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对“核心”的重现做出解释。文章说，领导核心对一个国家和政党“至关重要”，中国和中共要“凝聚全党、团结人民”，就“必须有一个核心”。
社论称，习近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他因此“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文章表示，这次全会正式提出“核心”表述，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以及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来自长期研究中国时政的观察者对此表示，习近平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权力资源作为支撑，以贯彻他的执政理念和思路。否则，他有很多好的想法和政策都难以推进。”庄德水预测，成为“核心”的习近平将在下阶段的工作中采取“更有时效性、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在旧政治格局中难以实现的目标。
最后，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话说：“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议论的中国，都是另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