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北京11月2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专题)通过官媒发声，说明了“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通过的背景和过程。其中，习近平直指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在政治上存在严重问题。”
由此不难理解，“从严治党”从根本的意义上而言，就是需要中共高层首先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中共乃至中国全社会作出示范。同时，这两份党内重磅文件不可不读，而且位阶仅次于中共党章。
其实，若站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点，无论是基于官方的读本抑或民间的记录，2014年上半年，无疑都将载入史册。因为在那半年里，以中共政法沙皇周永康的落马为标志，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重塑了自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共政治生态。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解读《准则》与《条例》这两份文件时一方面是对外界释放了这四年间，其治国理政的大脉络与框架，另一方面，在这个框架之内，中共的角色也正在临变。
以“2014”为切口
在习近平对《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提到，“2014年1月12日，我在给刘云山、王岐山(专题)同志的批示中指出，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习近平从严治党，重塑中国官场政治生态已显成效(图源：VCG)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上半年，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不断延伸，并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的落马达至封顶。此外，中共上半年以定点清除的方式反腐，包括在2014年年底令计划等多官员落马，多名现任正省级、副省级官员被查出，人数覆盖了过半省份。
而且关于“政治生态”一词，最早也见于2014年6月30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之后在以“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为主题的学习会上，其中习近平指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从政环境、政治生态，这是中共领导人罕见地以一个中性的，甚至是学术性的词语来定义党员干部的工作环境。与之相比，此前更多的是“官场风气、官场规则”等诸如此类相对带有中国传统官僚体系色彩的词汇。
习近平在说明《准则》和《条例》中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重申了自己曾经强调的“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有熟悉中国时政的分析人士对此表示，习近平使用“从政环境、政治生态”等此类中性的语汇定义官员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中共从之前的革命党向现代型执政党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对身处其中的基层官员而言，这种转变对中共转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共转变“角色”
中共由于此前对革命党特质的过于强调，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1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等要素，官方学者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命题。
而这一命题的核心是，除却革命党这一概念笼罩下的意识形态光圈，回归政党政治之本质，即：执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角之一，履行执政行为；作为多个主角之一，执政权是通过竞争获来的，现在所拥有的执政权也“并非一劳永逸”。
这就是中共竞争性的回归，再次回到了需要对执政权进行争夺或继续拥有进行竞争的政治状态。然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挑战中共执政权的要素，则更趋复杂——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这一复杂局面被描述为“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
正是面临这样的背景，以及新形势新挑战，中共制定新形势下党内证实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如习近平所言“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要求迫切，意义重大。”
不难看到，习近平打造属于自己的、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执政团队，用10年左右时间，通过深化改革，完成包括法制、社会体制等领域在内的基础框架构建，提升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共具备进行政党、国家制度转型的前提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