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座房子的坍塌往往源于梁柱上先开的裂缝，一种伟大的制度同样如此。
作为政府首脑，奥巴马对希拉里的支持度是史无前例的（图源：VCG）
在FBI重启希拉里邮件门之前，此次美国选举已经开创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先例：
一、总统奥巴马多次为民主党站台的同时，公开严词抨击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开创了美国总统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干预美国大选(专题)的先例；
二、美国法律的最高诠释者之一，大法官金斯伯格在7月份接受《纽约(专题)时报》采访时，声称特朗普是一个“骗子”和“令人害怕的总统候选人”，并表示“若唐纳德·特朗普成为我们的总统，我无法想象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她的这一举动，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高大法官直接干预美国大选的先例。
在奥巴马之前，美国历次在任总统对本党候选人的扶持，是相当温和且可控的，如2008年，小布什对麦凯恩的支持。事实证明，这种现任政府的自控，对于防止选举舞弊，保护选举合法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实上，奥巴马和金斯伯格在大选之中开创的先例，或许比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言辞，更能伤害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
无论特朗普的言辞有多么令人厌恶，本质上都是美国民主制度下不同政见的正常表达。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奥巴马和作为法律最高诠释者的金斯伯格，仅仅因为反对特朗普的政见，就打破先例，凭借政府领袖和诠法者的权威在事实上明确直接地干预选举进程，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真正威胁。
即便奥巴马和金斯伯格以捍卫民主之名反对特朗普，他们的举动依然会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但违背了默认的政治中立原则，给予特朗普一方质疑大选合法性的借口，同时也为图谋不轨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事实上可供借鉴的可怕先例。毕竟，在往后的大选之中，政府领袖和法律诠释者同样能够照葫画瓢、堂而皇之地干预选举。
19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国家选举制度的崩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在任政府不断以政府权威干预选举进程的结果。比如19世纪早期的墨西哥独裁者桑塔·安纳，就是通过政治盟友对选举的多次干预，最终扼杀了短暂的民主从而建立起了不稳定的军人政府；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民主政体的崩溃，即是因为现任政府在选举中缺乏中立，引发了左右两派对选举合法性的质疑，最终毁灭了脆弱的民主制度。
事实证明，民主制度是可贵的，但更是脆弱的，她的延续不但需要掌权者对民主理念的认可，更需要掌权者对权力的界限有着最起码的尊重和审慎。1797年，伟大的美国开创者华盛顿将军在连任两届之后，选择退隐，并在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大选竞争之中保持了严格的中立。这位杰出的政治家通过躬身力行，为后继者划下了一条牢固的默认权力界限，以此保证了美国民主根基的稳定和选举制度的政治合法性。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法律诠释者，绝不能轻易丧失伟大先驱的责任心和自制力，自由不是自由的虚荣，而是自由的基础，民主不是民主的名声，而是民主的责任。那些为了追求舆论吹捧和道德高地的不当行为，实际上都是以自由的名义摧残制度的根基，以道德的威严践踏法律的中立。
殊不知，这种盲目的意识形态冲动，最终将毁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并为独裁的确立和叛乱的滋生制造籍口–就像苏拉将共和的军队开进罗马城，最终却掀开了罗马共和终结的序幕。（王天逸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