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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由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起草和记录的遗嘱共有三个：《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家康，原题：《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也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德、英和美国的援助，但是，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次年3月，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即在事实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但是，苏联的意向和愿望，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
1920年7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几乎同时，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邀请他到苏联去。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给这位年青的苏俄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回忆说：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1921年12月下旬，马林专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俄国革命、共和国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三条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两人会谈后，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1922年8月，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同时，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钊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之后，孙中山、越飞多次函件来往，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但是，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对此，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国民党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就此专门会见越飞，他回忆说：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气氛非常融恰。他们都通晓英语，可以直接交谈，无需别人翻译。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于是，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可是，后来还是被东京“特高课”察觉。于是，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越飞以医治足疾，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联合宣言》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签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孙中山称赞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破天荒举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的党内合作，同时，又要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独立性。
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并非是两党的惟一共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极力主张国共两党结成党外联盟，而国民党内更是谣言四起，怪论百出，甚至担心国民党会被“赤化”。雄心勃勃的马林也被搅得一头雾水，晕头转向。好在不久，他便接到指示，回莫斯科复命去了。
孙中山期待着苏联的积极反应。9月底，孙中山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来信，介绍鲍罗廷来广州，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0月6日，鲍罗廷来到广州，下车伊始，便拜访孙中山，他们自此经常彻夜交谈。此时，国民党因改组而引起层层波澜，孙中山也自感压力很大，便将许多苦恼的问题，一一求教于鲍罗廷。鲍罗廷根据孙中山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如修改党纲，制订党章，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
鲍罗廷的建议很受欣赏，孙中山立刻采纳和实施。10月19日，他选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筹划改组问题。接着，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具体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他尽管为指挥击退陈炯明袭扰广州的军务所缠身，还是努力挤出时间，赶回广州主持会议，实在脱不了身，便委托廖仲恺主持。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每周都要召开两次会议，约略算来，已有28次之多，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12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之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这个宣言一发表，立刻遭到党内右翼势力的非难，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孙中山的多年战友邓泽如。这些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老调重弹，歪曲国民党改组是陈独秀幕后牵线所为，共产党是要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并危言耸听地说：“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他们还怀疑国民党的新党章草案等，是受陈独秀的染指和影响。
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的疑惑和压力，既要做耐心而又具体的说服劝诫，同时，又不能任其自流，以讹传讹，使改组工作半途而废，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诽谤，他必须给予无情的反驳。他在相关的文件上批示道：
此稿为我请鲍君（即鲍罗廷，作者注）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总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表同情，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23人。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会议期间，孙中山共发表七次演讲。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尤其称赞这个宣言，“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这个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24人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在17人的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都分别由共产党人主持，所有各部的秘书，也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国民党“一大”后，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努力推动下，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成绩显著。孙中山对形势的发展，十分满意，他说，国民党的改组“功效卓见”，其一年多的工作，“可抵以前十倍时间所为者”。到1926年1月，已有广东等11个省成立省党部，广西等8个省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此外，还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四个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员已达14万人之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和妇女运动都蓬勃开展。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还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筹建。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孙中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们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从而“把革命军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军校聘请了苏联顾问，如：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斯切潘诺夫等。军校一直得到苏联政府的各种援助，初创时，苏联政府便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还不顾帝国主义的敌视和阻挠，由伏罗夫斯基号军舰给送来近万支枪和大批山炮弹药。孙中山对此尤为感激，专门为苏舰召开欢迎会，并致欢迎辞。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发展很快，除黄埔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分校。黄埔第一期有学生500多人，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毕业生，已有4981人，到1927年7月，黄埔学生有2万多人。
孙中山指出商团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发动派的恐慌，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想使广州成为其控制中国南方的殖民策源地，所以，他们便急不可耐地要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一面以军械支援陈炯明对广州革命政府的窜扰，一面怂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以武力抗争广州革命政权。他们极富煽动性地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也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恬不知耻地做着“中国的华盛顿”的迷梦，利用其在商界的影响，积极培植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商团的武装实力，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相抗衡。
1924年8月10日，陈廉伯通过非法手段购得德制76.3口径枪万支，手提机关枪42挺，大炮2门。这些武器运抵广州时，孙中山便早已获悉，一面致函广州商团，知照他们：“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同时，下令将船只、枪械统统扣留。可是，商团非但不幡然醒悟，反而召集2000多人，来到大元帅府广场请愿，要求发还扣留枪支，并且扬言，集结人群“三天不散”。陈廉伯的弟弟陈廉仲还疏通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企图通过外国人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们甚至叫嚣，如果不答应商团的要求，全广州将实行罢市。
孙中山来到广场，与请愿的商团见面，将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者的真相，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清楚，劝告他们不要阻碍国民革命。在听了孙中山的讲话后，许多商人恍然大悟，纷纷说：“上了别人的当了！”开始离散而去。可是，到了15日，广东各县的商团又派代表来大元帅府请愿，仍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孙中山答复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20日，孙中山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总部迁往佛山，陈廉伯则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广州市和附近城镇开始全面罢市。
孙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罢市，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又下令调兵戒备，随时准备平息商团的叛乱。这场叛乱的由来及恶果，英帝国主义者难辞其咎，孙中山愤然向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抗议。在孙中山的严正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之下，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由公开干涉改为暗中支持，商团的反叛活动也由明目张胆变为隐蔽狡诈。
这时，孙中山决定北伐，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发表，指出，北伐锋芒所向，不仅是曹锟、吴佩孚，而是要反对一切军阀和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将大本营设在韶关，并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北伐军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北伐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摆脱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自由而又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就要离开广州了，商团又以为有机可乘。他们蠢蠢欲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武装进城请愿。为服从北伐的大局，尽快地筹措北伐经费，孙中山答应有条件地发还扣押的枪械。10月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下令，让将入库的商团枪械，交由广州市市长李福林，由李福林负责同商团谈判。商团在得到这些枪械后，非但不按照协议募捐北伐经费，反而恶狠狠地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负隅顽抗，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广州的形势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致函孙中山，要求他早日回省，表示将“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10月10日晨，孙中山给在广州的胡汉民、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古应芬、蒋介石、李福林等发来特急电报，明确表示：“商人罢市，与敌（指陈炯明，作者注）反攻，同时并举，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如果确有其事，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协同福军（指李福林的军队，作者注）忠勇之士，临门劝告。”倘若劝告无效，商团执意要全面罢市，则应坚决果敢地武力平息叛乱。
这一天，广州市的工、农、兵、学、商等团体集会庆祝“双十”节，愤怒声讨商团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途经太平路时，蓄谋已久的商团军突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在西濠口的商团军也拦截游行队伍，残忍地屠戮被冲散的工人和学生。亲身经历这场血雨腥风的李朗如，在事过境迁多少年后，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风雨如晦的时空场景：
当游行队伍从长堤转入太平南路时，突遭广州商团军开枪扫射，当场死亡有黄驹等数十人，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不计其数。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把打死的人，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商团还在西关一带，将反孙倒孙标语，贴满墙壁及电灯杆上，如“驱逐孙文”“反对国民党”“孙文下野”等；又剪出报纸或孙中山像，剪开两截或两片，倒贴街上，有些双目被挖去，伴以一联曰：“一世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立刻成立以自己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他命令革命委员会便宜行事，坚决弭平商团事变。10月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粤各军，分五路包围商团军驻所西关。商团军凭借铁栅栏和高楼，居高临下，开枪射击。商团反叛不得人心，在他们负隅抵抗时，西关内的工人已行动起来，放火焚烧他们盘踞的工事，熊熊烈焰之中，商团军鬼哭狼嚎，夺命而逃。
这场战斗只进行四个小时，商团军首恶分子便逃往香港(专题)，其余分子都被缴械投降。第二日，孙中山便电令胡汉民，“不必畏惧外人干涉”，将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不多日，孙中山又电令胡汉民，凡所占领的商团各机关房所，一律充公，永不发还，“用作党所或书报社，以为此次殉难者之纪念事迹”。
孙中山弥留之际签署三份遗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孙中山行前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他在北上之际，十分慎重地安排了广州事务，委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谭延闿负责北伐。他同意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部长，起用另一名共产党杨匏安担任组织部部长，并将共产党员彭湃、阮啸先调入组织部。孙中山行前的这些人事安排，正是他从长计议，用心良苦之处，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历史教授韦慕廷所说：
这些任命证实了孙中山的决心，把党内的新鲜血液输送到负责的岗位上去。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议在数月之后召开这一事实来看，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职务。
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又由上海取道日本抵天津。途中，孙中山针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再次重申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表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在回答外界所传他将作大总统时，孙中山平静而又认真地说：“我的态度是决计推辞，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大总统的话。”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乘车来到北京。消息传出，朔风凛冽的北京，竟洋溢在喜庆的热潮之中，大街小巷悬满欢迎的彩旗，人们奔走相告，从车站到东长安街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人数达十万之多，翘首相望的人流，被各种颜色的彩旗装扮得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冯玉祥特意从张家口打来电话，指示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负责保护孙先生。鹿钟麟奉命到车站一看，立刻愣了神，站台上早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考虑到安全问题，鹿钟麟赶紧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让孙中山由永定门提前下车。
当火车在永定门停靠，鹿钟麟上车请孙中山下车时，孙中山很不高兴，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当火车载着孙中山停靠在北京站时，早已在此伫候凝望的嘈杂的人群，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而更令鹿钟麟惊奇的是：“学生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得欢迎他的许多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此情此景令鹿钟麟终身难忘，几十年后，他还禁不住感叹道：“学生和民众，是如何地爱他，他也是如何地爱青年爱民众。”
国民党北京支部马叙伦等，代表北京民众上车，用藤椅将孙中山抬下火车，这时，肃穆已久的群众的情绪一下就鼎沸了起来，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孙中山发表简短的谈话，他说：“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之后，孙中山被护送到北京饭店。
此时，北京的政治局势已有极大的变化，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已被排斥，直系曹锟、吴佩孚虽被推翻，可是，段祺瑞却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要以所谓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孙中山虽在重病之中，态度依然那么坚定，认为所谓善后会议和以前的“督军会议”“南北会议”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考虑到实际存在的状况，孙中山建议会议作两项改变：一、“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校联合会、工商农会等”；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一心想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段祺瑞，自然不会采纳孙中山的建议。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全党：所有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入京后，所请的多位外国医生，对他的病情诊查后，得出一致的结论为肝癌。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他每天都要接受化疗，他的病情也每天向外界公告。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于2月28日，移住到顾维钧的寓所。
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由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起草和记录的遗嘱共有三个：《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3月11日晚9时，孙中山自知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轻声对他们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宋庆龄扶孙中山的手签名。宋庆龄泪流满面，在场者无不唏嘘涕泪。
孙中山见大家环绕在床前，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死了，也是瞑目的。”次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