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61年，著名的法国黑人文化批评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美国逝世，他作为一个法国黑人，一生都在试图理清黑种人在自我定位上与白种人产生的冲突。然而直到死前，他依然在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恐惧：“昨晚他们要把我放到洗衣机里去。”
55年后，一群中国人真的把他的同胞放进了洗衣机里。2016年5月，一则中国洗衣液的广告红遍全球，广告里一个黑人被中国女子推进洗衣机，洗出了一个亚洲小伙子。这个广告在海外社交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评价“没见过比这更种族歧视的广告”。
对血统的执着
到现在为止，中国被其他国家谴责种族主义，大多是因为一些公开的不当言论、宣传，比如那个被塞进洗衣机的黑人小伙。但中国的“政治正确”氛围一直就没有西方浓厚，在公开宣传里伤害了其他种族人民的感情的确可以用“深表歉意”来一带而过。真正有资格说中国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种族，尤其是黑人。
美国黑人马克特斯（Marketus Presswood）到北京学中文，总是有人反复问他：“你是不是从非洲来的？” 当他开始成为英文老师之后，尽管马克特斯的教学水平受到一致好评，但他的领导还是告诉他，他们不得不换掉他，因为“学生们想要一个不一样的老师”；课间休息时，他听见学生们用中文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就是想要一个白人老师”，“我真的不想一整晚都盯着他的黑脸看”。
在中国待了8年的美国黑人姑娘罗勒塔（Loretta Evans）说：“有时候人们会跑来盯着我看，或者摸我的皮肤，好像想试试能不能把我的肤色擦掉。”
Augusta一个来自美国纽约(专题)的21岁黑人女孩，因为理想，渴望经历，来到中国郑州教英语。/ 视觉中国
说中国对黑人完全没有任何歧视是自欺欺人，普通中国人都能想象当一个黑人走向自己时，内心难掩的防备与恐惧。虽然中国的确没有出过如同欧美历史上那样大规模、有组织的歧视行为，也没有出现过针对黑人的政策隔离，但种族主义的观念其实早就深植于普通国人的心中。“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些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主义，它代表着我们对血统的执念。
“炎黄子孙”的说法虽然从《史记》的年代就有，但真正把它变成中国人代称的是晚清的革命党人。在当时几乎要亡国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以“炎黄子孙、黄帝子孙”为口号，试图凝聚起国人的力量。为了增加可信度，除了历史神话，他们也拿来了西方的人种分类作为“炎黄子孙”的依据。
18世纪末，德国医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把人类分成了五类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高加索人种、马来人种、印第安人种。“炎黄子孙”就是其中的蒙古人种，而尼格罗人种则是被打入人类阶梯底层的黑人。本来并不觉得自己黄的中国人，也开始拿有色眼镜看待自己，并自认为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过渡人种。
布卢门巴赫把人类分成五种，他认为不同人种分别有不同的生理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文明等级。/ Wikipedia
康有为在《大同论》里写道，“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但黑人“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若牛……望之生畏”，“无可救药”，如果没有白人女子愿意与他们通婚，漂白他们的后代，那么只好化学阉割，毕竟“区区黑人之恶种者，诚不必使乱我美种而退化”。就连孙中山也在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时，拿黑人作为踏脚石，说“北美之黑人”都“蠢如鹿豕”，还能获得自由，天生优于他们的中国人自然也能走向共和。
基于共同敌人的革命友谊
清朝覆灭后，黑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就停留在了“蠢如鹿豕”的白人奴隶上，直到中国人自己也遭受了一个世纪的战乱与纷争，才开始以难兄难弟的眼光重新打量他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成为了人群分类的新标准，“炎黄子孙”被“无产阶级”取代，中国人和黑人第一次有了惺惺相惜的革命友谊，共同对抗帝国主义。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 Robert F. Williams 被迫流亡古巴避难，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表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除了在阶级上的认同，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国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伙伴。为了让政权得到世界的认可，并在国际会议上占领一席之地，中国选择了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同样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非洲，想和他们一起“团结起来对抗霸权主义”。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的声援、交流和经济援助，和非洲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非洲兄弟们也不负所托，靠着在联合国里30% 的席位“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友好关系的开始。/ AP
这是一段中非的蜜月期，在党的号召和主流媒体的宣传下，中国人对非洲受压迫的人民产生了一种同仇敌忾的兄弟情谊。在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22个主要报刊发表关于非洲独立运动的文章有540 多篇，这在当时媒体信息有限的时代背景下，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信息量。
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60 年代中国政府开始给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邀请他们来中国学习。但这种示好的行为反而成为中国人再次对黑人产生成见的开端，这种基于共同敌人的革命友谊很快就在现实的接触中瓦解。
“打倒黑.鬼！”
来到中国的非洲学生们很快发现，他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不同文化的碰撞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一方面他们散漫的生活习惯让同学老师们都看不惯，另一方面他们受到的政策优待也让许多人嘴上不说、心中不满；更重要的是，在男女生之间依然保持着纯洁友谊的 60 年代大学校园，非洲黑人留学生(专题)对中国女生的热烈被视为一种威胁。
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不分国籍，统一被称为“黑人”，普通学生对他们充满了警惕与戒备，认为他们作风不佳、道德败坏，不允许他们接近中国女孩，甚至官方文件中，也会使用“胡搞”、“乱搞”等词来形容与黑人来往的中国女子，许多人直接称她们为“汉奸”、“妓女”。
根据外交部公开的档案《马拉维学生违纪被开除事件》，北大曾有一名马拉维的留学生潘达，和一个叫安坤的中国女生谈恋爱并发生了性关系，因为门卫阻拦潘达带安坤回学校而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潘达被开除，安坤则被拘留了15 天，然后被送去劳动教养。
这种歧视与偏见最终在70 年代转变为具体的冲突，在1979 年、1986 年、1988 年、1989 年的各地大学中，都发生了反黑人运动，标语如“打倒黑.鬼”、“黑.鬼滚出去”、“杀黑.鬼”大量出现。1988 年的圣诞夜派对后，南京河海大学里一名非洲学生因为女伴的身份问题和校园门卫发生冲突，并很快升级为斗殴；消息很快传遍校园，中国学生纷纷赶到，和非洲学生发生大面积冲突，一直持续到天明，造成 13 名学生受伤。第二天，消息误传为“非洲学生杀死中国男子”，300 名中国学生冲进非洲学生宿舍破坏，大喊“杀死黑.鬼”。很多非洲学生逃往火车站，要求去北京领事馆寻求庇护。
80 年代结束后，来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骤然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跟着改革开放浪潮来到中国的非洲商人。他们聚集在港口城市，把中国的商品运到家乡贩卖，也有人留下来娶妻生子，甚至在广州建成了一片“巧克力城”，但这也并没有真正改变国人对他们的看法。
2014年04月03日，广州市，广州汇美服装城和凯荣都商城之间的站西路，繁华得似乎让交通从来都没有畅通过。/ 视觉中国
和他们约会的中国女子依然在被叫做“汉奸”和“妓女”，和他们结婚的中国女人被看做“只是为了钱”，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这么觉得。一个刚果商人接受美国 Post Magazine 采访时说：“许多嫁给非洲人的中国女人是从贫穷的地方来的，嫁给外国人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提高身份地位的方法，因为我们有钱。”
但即便和中国女人结婚后，也并不能意味着他们被中国人接受了，无处不在的歧视甚至在婚姻中也时常出现。非洲商人 Pat Chukwuonye Chike 说他的中国妻子每天都在教育他们俩的孩子说非洲的坏话，“让我的孩子恐惧尼日利亚是一种罪过”，但他也无能为力。
即便黑人在广州几乎已经有了自己的“黑人街”，但他们在中国依然是活在背光处的一群人，很少被人提及，甚至被刻意躲避。
2015 年 12 月，当迪士尼带着最新的《星球大战》电影来中国宣传时，中国宣传方对海报进行了一些略微政治不正确的调整——原本作为主角放在显眼处的黑人角色芬恩被无限缩小、放在角落，看起来比几个配角更不起眼。这件事也在推特上引起了热议，许多星战粉对此强烈不满，认为“这个修改太有问题了”、“过于种族主义”。
中国版星球大战海报，原版海报中比女主角形象尺寸小不了多少的黑人角色芬恩被严重缩小，放在右下角。/ 视觉中国
2016 年 9 月，中国国航的舱内杂志《中国之翼》里的一则安全提示被晒到推特上，引来新一轮关于中国种族歧视的口水战。杂志上用中英双语写道：“到伦敦旅行很安全，但有些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夜晚最好不要单独出行，女士最好结伴而行。” 这则安全提示在英国彻底火了，伦敦议员弗洛伦斯（Florence Eshalomi）表示无法相信这是 2016 年的言论；另一个议员夏尔马（Virendra Sharma）直接写信给中国驻英大使，要求道歉。伦敦报纸《旗舰晚报》（Evening Standard）称这个事件为“种族主义风暴”。
尽管国际上骂声一片，但中国网友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国航，认为是外媒过度解读，力挺国航“不道歉”。在知乎上，提问《如何评价“中国国航安全提示被批种族歧视英议员要求道歉”这一新闻?》的帖子下，清一色的评论都认为国航是在“说大实话”，知乎用户“魔王”称“这个奇妙现象是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