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超北京上海,从这个城市透视中国经济真相

人均GDP超北京上海,从这个城市透视中国经济真相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人均GDP超北京上海,从这个城市透视中国经济真相

  资料图

  作者:肖耿,香港(专题)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荣誉教授

  佛山,一个二线城市,人均GDP为何能超越北京、上海?

  11月11日,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荣誉教授肖耿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佛山供给侧改革的故事”的演讲,他说,最近去了佛山,去了南海(专题)。天天担心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那里是没有的,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了?地方政府没有产业政策,但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佛山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佛山,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佛山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超过了北京。而且它又不是特区,又不是省会城市。

  关于佛山的经济增长,佛山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我们很多人在讲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佛山已经跨越了,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跨越了。

  为什么佛山这么重要?在中国有16个城市已经达到了高收入水平,上海肯定在里面。这16个城市在2001、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就是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2000美元。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大家都非常熟悉,特别是在上海的附近,杭州、宁波、无锡、深圳,大家都知道。但是佛山,很多老外都不知道。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佛山的表现有这么好,它的人均GDP反映的就是佛山的劳动生产率。

  佛山还有一个数据。佛山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是这16个城市当中最低的,84.9%,全国平均是121%。上海是184%,北京是221%。北京、上海可以理解,都是大城市,所以有些贷款归到北京、上海。

  但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是120%,超过佛山。这就是我们讲的金融抑制,就是说,我们看各种数据的比较,佛山达到了这么好的成绩,但它用的贷款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什么原因呢?中小企业贷款难。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就是佛山的房价,大家都知道上海房价很贵,我这里有一个表,反映的是买一个100平米的住宅需要花多少年的当地人均GDP。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山是9年,9年的人均GDP在佛山可以买一套100平米的住宅。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在上海要用多少年呢?当时在上海要用16年。当然北京也不差,是17年。深圳也是17年。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上海、北京房子比佛山贵,没的讲,上海是一线城市,佛山肯定是二线、三线城市。但是全国范围内,买100平米房子,平均要14年的人均GDP。与收入对比,全国的房价非常高,反而在佛山非常便宜。买100平米的房子,在佛山只要9年,香港要32年。

  改革三十年,中国学到了西方的三个最重要秘密

  上面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这可以联系到供给侧改革。如果你们看中央文件,关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版、降成本,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主要在东三省,那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们从2011年开始研究佛山,就是在三中全会前一年,我们连续多年研究佛山,就是想要搞清楚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张维迎现在很热门,他们在争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我们的提法是什么呢?我们提出的是,有效市场、有为社会、问责政府。为什么这么提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条块、制度、系统的互动。什么意思呢?中国在改革三十年当中,把西方的三个最重要的秘密学到了。

  第一个是竞争,人与人竞争,你们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竞争,企业跟企业之间竞争,城市跟城市竞争,国家跟国家竞争。到了中国才知道什么是竞争,全世界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这个秘密学到了。你不能说在中国没有竞争。竞争,是我们把它引进来的,但是我们引进的竞争是在市场制度基础上的竞争。

  另外还有什么秘密呢?另外一个秘密是问责。为什么说是问责呢?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大选,民主在西方人眼里面那就是问责,但是实际上问责不止于选举。

  佛山什么都没有,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特殊政策。佛山的人口50%以上是外来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块块,它们不仅在吸引人才、吸引投资、吸引企业方面要竞争,它们还要在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竞争。

  深圳特区、上海自贸区以及我们刚才看的视频中的佛山的一个区,中德开发区,都在制定它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果游戏规则好,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企业。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一定是试错。

  竞争与问责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们都留在上海了,都不愿意回老家了,那上海的房子一定涨价,老家的房子盖的好好的欢迎你们去,你们都不去,那里就变成“鬼城”了。怪谁呢?怪你们老家的地方官员老盖房子,还是怪你们自己为什么要留在上海?

  上海房价这么高,政府拿了好多钱,甘肃、贵州很多地方破产了,这两种情况分得开吗?我们只要上海,不要东三省,可以吗?东三省的高技术人员都跑到广东去了,那里收入好、气候好,去了就不回来了。佛山的外来人口家属比工人还要多,来了都不去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市场的问责,这在中国已经非常流行。

  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知道,你们这些读大学的,毕业后有可能走,于是拼命地留住你们,上海希望留住你们,地方的大学更是这样。

  所以还有第三个秘密,什么秘密?公共基础设施,整个欧洲、整个美国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到了最后都要提供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专题)当选总统以后的核心政策就是要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你们仔细看特朗普就任一百天之内要做的事情,就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做的事。美国人觉得,为什么中国人把我们的秘密都学了,但我们不做?美国的精英天天教育全世界要像美国一样,但是美国的老百姓——精英跟老百姓脱节——感受到了市场的竞争,资金流、人才流等等带来的问题。很明显,这个是全球化造成的。

  全球化逼着政府提高交易成本

  现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力量非常激烈地在较量。全球化是什么呢?我们有颠覆性的技术,互联网、机器人等各种各样的技术,使得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交易成本下降什么意思呢?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当交易成本下降为零的时候,产权不重要,金融结构不重要,一般均衡理论成立,宏观政策不重要了,我们书本上学的理想社会的东西,全部实现了。

  什么意思呢?全世界都变成一个市场了。颠覆性技术造成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的力量、全球化的力量巨大无比。这反映在佛山的案例里面,佛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交易成本下降的时候,它把自己放在了全球供应链里面。在佛山有五个方面的供应链都是跟全球相连的,当然有些要强一点,有些要弱一点:土地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还有一个金融市场。

  全球化带来交易成本降低,带来了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如收入的不平衡,新经济对旧经济的冲击。这种情况反映在美国,在东海岸和西海岸是新经济,在中间是“铁锈地带”——那里相当于我们的东三省,南部相当于我们的西部。这对整个社会造成冲击,逼着政府把交易成本重新提上去。

  什么意思呢?房价一上去以后,一部分人富了,政府看不对劲了,限购。一线城市限购,二、三线城市都跟着限购。还有就是加强监管,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对银行资本严格要求,进行监管。这些措施人为地把交易成本提上去了。这是为什么?维稳,全世界都要维稳。

  你看美国大选(专题)之后,各个城市都发生了扰乱。大选之前我就跟我女儿讲——她在斯坦福大学念书——你要小心点,大选之后,不管谁上台,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高兴,现在正是这样。现在是特朗普上台,支持希拉里的人不满意;要是希拉里上台,支持特朗普的人更不满意。我相信,如果是希拉里上台,上街游行造反的人比现在还要厉害。

  两股力量在不断地较量,较量来较量去,在较量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跟供给侧改革是有关系的。全球化使得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突然一下增加了,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可以全球范围内选择任何想要的手机,你想要苹果、三星、诺基亚还是要华为?如果我们都要苹果,不要诺基亚,诺基亚就死了;如果大家都选华为,不要三星,三星就麻烦了。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消费者权益的大大提升,经济学里面叫消费者剩余。这个剩余越来越大了,大到全球市场了,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对所有厂商都是恶梦,因为你非常紧张,没法预测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整个全球供应链受到巨大的冲击,怎么办?佛山从2008年就面临这样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整个沿海城市,靠加工出口的行业遇到巨大的压力。佛山是全球供应链里面的一部分。怎么办?

  我最近去佛山,去南海看。我们天天担心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那里没有,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没有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哪有什么产业政策?但是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举个例子,佛山历史上以陶瓷业为名,但是佛山传统的陶瓷业又脏又高能耗,而且低技术。怎么办?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腾笼换鸟。怎么换?

  政府和市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交换,交换产品。但是市场的质量取决于交易过程中的产权界定是不是清楚,交易平台是不是合适,交易完了以后产权争议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市场会变得越来越有效。佛山的经验是,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产权界定清楚。

  什么意思呢?陶瓷行业,政府给企业设立标准,如果企业的污染达到某个程度,必须关掉,必须走,标准得上去。制定标准就是界定产权。所以在佛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府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它要做的事情是有外部效应的。

  佛山当时自己掏钱,造了一座收费公路大桥,但是后来不收费了。佛山自己修了佛山一环,相当于北京的五环。佛山有三十多个镇,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佛山的工业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从包产到户开始,每一个家庭都有土地,每一个村都有土地,然后整个佛山放权让利,政府的权利下放,下放了以后,村、镇都控制土地。然后它们就相互竞争。竞争但是也合作,一个镇生产家具,另外一个镇就卖家具,还有一个镇生产生产家具的机械设备,这样形成供应链。

  也就是说,当地的地方政府和市场是相互照应的,政府为市场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提供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使得市场能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能够成长。

  举个全国的例子,今天是“双十一”。“双十一”在中国是件大事,在全世界也是件大事。如果没有中国电信,没有中国移动,没有中国联通,你们怎么淘宝?没有高铁,没有机场,没有公路,没有农民工帮你送货,你怎么收货?所以你们知道,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阿里巴巴背后是谁?我们这么多的基础设施谁盖起来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计划了高铁,计划了机场,计划了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有了,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到印度去,他们羡慕中国得不得了,为什么?我每一次去印度酒店,五星级酒店都停电。在中国现在还有什么停电呢?我小的时候经历过短缺经济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意识到,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美国也是这样。

  国家跟国家要竞争,地方跟地方要竞争,怎么竞争呢?需求是你没法管的,老百姓口袋的钱你管得着吗?他们要买房子你管得着吗?老百姓不傻,上海那么贵的房子为什么要买?都是血汗钱,老百姓没那么傻。全中国的有钱人、有抱负的人都要来上海,你挡的住吗?

  应对试错失败,必须建立股票市场和破产制度

  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路,实际上包含一个非常科学的道理,叫做试错。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意思?反正你都不知道,你就试吧,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起来了,其他地方跟着就学吧。但是你叫人家去试,成功了都鼓掌。失败了呢?失败了也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失败跟成功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失败,容忍失败。

  有很多很多种办法解决失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在中国目前没有建立,这是供给侧改革最难的地方。

  一个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应对失败的最好制度。当然有条件,你不要加杠杆。我们一年前的股灾就是因为加杠杆加太多了。如果都不加杠杆,全中国的人都去买股票,股票跌了,对我们的系统金融风险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买股票的时候你是想赚,但是跌的时候你也认了,股票是你自己选的。你骂就骂自己为什么选了那只股票。

  所以我们的股票市场,要为股民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股民把钱投给了上是公司,是拿不回来了。上市公司拿了股民的钱作什么?记不记得我们的互联网泡沫?投到互联网经济的任何一分钱都没有浪费,那些钱给公司用了,公司破产了以后被收购了,里面的信息被后来的公司拿过来继续用,所以股民的钱没有浪费。

  股民呢?有的人赚很多钱,有的人全部亏了。但就是这种制度,让你亏了钱但没有把你的命亏掉。你赚了100元又亏了20块,钱没有了就没有了,你还是好好的。但要是你有100元,又借了200元,亏了的话你当然要跳楼了。就是说,没有杠杆的股票市场是应对失败、处理风险的人类目前发明的最好制度。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创新世界第一的原因。中国到现在为止的股票市场,还是不能够承担处理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功能。这是我们目前的一道坎儿,必须要过。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破产制度,解决产权纠纷的制度,这个是我们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万科事件?为收购兼并的事情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就是产权纠纷,在西方,你有产权纠纷,你去法庭,找律师,搞清楚,最后有个结果。在中国以前是没有这个的,我们不是普通法国家,我们有问题怎么办?找单位的书记,老公老婆吵架也是书记来解决。在一个城市,所有的最尖锐的问题都留给市委书记解决,在一个省是省委书记解决。再往上是中央解决。对不对?

  这是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制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全球经济已变得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很多的产权纠纷的增长速度是我们现有体制没办法应付的。但你必须要应付,因为你不解决这个产权纠纷,你就不能界定原来的产权,不能界定原来的产权你的经济就没有效率。我们所有存在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土地的产权问题。哪里有腐败,哪里总是跟土地连在一起。

  股票市场和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两个机制。之前我有一个演讲,中国经济的生与死。其中讲到,你这个经济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出来,你就必须让一些东西死掉,现在的问题是死不掉。死的办法就两个,一个是股票市场,股价跌了(相关企业)就没了;还有一个是破产。如果你拼命鼓励创新创业,生出来一大堆新东西,但不能够把失败、死的过程建立起来,这个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本文据作者肖耿于11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第19期活动中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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