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之后 中共新政剑指窃国者(图)

激荡三十年之后 中共新政剑指窃国者(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北京时间11月27日,在“迟到”两个多月的一份官方文件中,中共声称在确保私人产权不受侵犯的同时,会严厉监管那些管理国家资产的代理人,防止他们在某些隐蔽的交易行为中中饱私囊,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

  这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是在两个多月前的一次深改组会议上通过的,但是直到现在才对外全文公布。根据这份文件,中共明确要对那些混淆国有资产产权甚至“监守自盗”者下手。它宣布将对国企中的“守门人”进行严格监管,防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股权变更、多元化股权、搞内幕关联交易等,偷偷将国有资本化为己有。

  文件称,“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所以要“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推动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现代化,健全涉及财务、采购、营销、投资等方面的内部监督制度和内控机制,强化董事会规范运作和对经理层的监督,完善国有资产交易方式,严格规范国有资产登记、转让、清算、退出等程序和交易行为,以制度化保障促进国有产权保护,防止内部人任意支配国有资产,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激荡三十年之后 中共新政剑指窃国者(图)

  中共新公布的产权文件要求严密监控国企代理人的行为(图源:VCG)

  事实上,自1980年代中国为激活国企,或者直接变卖国有资产,或者进行股权多元化改制,那些曾经的国有企业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出现产权复杂化,而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有之,诸如当年的联想、海尔等企业巨头都曾在产权明晰化上历经坎坷。但更重要的是,原来所谓的“代理人”即管理层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坐地分赃,亦不乏其人,这在当时那个各种法律规章尚未成熟,草莽英雄辈出的时代显得极为普遍,在当时便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一书曾描述了国企产权混乱的年代。有人曾这样评价书中对国有企业产权的关注:褚时健、陈久霖、李经纬、倪润峰、潘宁、郑俊怀、仰融们的悲喜剧,或多或少都是源于其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人是利己动物,会自觉地评估风险收益,依自己偏好选择一条道路。临退休,大权旁落之前狠捞一笔以补偿自己的付出,是常人心态。输多输少都是国家的钱,但一定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是该境况下所有人的选择。

  这番描述显得悲情。三十多年间,大浪淘沙,国企管理层未必依然那么“单纯”。2012年冬之后的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国企大佬不算少,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国有资本代理人中的佼佼者。前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本为普通人家之子,凭借一己之力,掌握资本雄厚的华润集团开疆拓土,在威海当地被称作“胶东宋氏骄子”。然而,2013年宋林被新华社记者举报,其中最关键一条便是在一次收购中存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报道称,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花费80亿元人民币(专题)收购民营企业山西金业集团(以下简称金业集团)所属煤矿以及焦化厂等资产,被指资产价值严重高估,存在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所收购项目问题重重,亏损严重,其中一煤矿竟然是一闲置多年的未开发井田,已成为当地农民的放羊场地。

  

激荡三十年之后 中共新政剑指窃国者(图)

  华润掌门宋林被指在与山西私企的交易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数十亿(图源:Reuters/VCG)

  今年7月份,第一个落马的电信界央企一把手、前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被双开,而在外界看来,他的落马在于在担任中国联通主要领导的11年间,纵容其亲戚在广东的关联公司从联通获利。

  除此而外,掌握动辄上亿资产的使用的落马国企大佬哪个不是因为一个“钱”字。

  恰恰在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前夕,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下达第3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声明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行为,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企业产权转让、增资和资产转让进行了相当清晰的操作规程。

  也许,经历一个狂飙的野蛮成长年代,现在是告别监管乏力、瓜分国资的时候了,至少那些代理人再试图暗箱操作的风险成本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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