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聂树斌案沉冤22年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聂树斌无罪。在这22年辩冤白谤的历程中，聂树斌案成为中国式马拉松冤案昭雪的典型案件之一。
若以法学界、新闻界、司法界介入之深、斗争之激烈来看，可谓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第一等冤假错案。
如今，聂树斌案平反之后，大陆媒体发文强烈呼吁当局就聂案进行追责；也有分析称此案属疑罪从无，难以追究具体的罪责；但无论如何，聂树斌案将成为中国推进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节点。
聂树斌的家人准备焚烧审判决书告慰聂（图源：VCG）
案件背后的隐秘力量
聂树斌案件疑点重重，比如，聂树斌被拘禁后四天的讯问笔录缺失；死者身上没有检测出他的体液和毛发；聂树斌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工具和抛尸场所，也存在前后矛盾；聂树斌很可能曾遭遇刑讯逼供。
而且，“一案两凶”的现象引爆舆论的质疑高潮，聂树斌是否被冤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河北省曾公开表示将复查此案。但案件的复查工作始终未有进一步的动作。
光是在2014年年底，聂案移交给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后经历四次延期。2015年4月底的复查听证会上，河北原办案单位代表对聂家提出的质疑作出全面辩解，称“程序上有瑕疵”，不影响聂树斌的犯罪事实。
当时坊间有传闻称，案件的复查工作本已是在进行当中，但被调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横加干涉，最终导致复查不了了之。
通过聂树斌的律师在博客中的回忆称，“聂案取证过程中的层层阻力让我自己绝望，我一度通过短期出家调节抑郁。最初因为没有判决书，聂家的申诉数次被河北高院决绝。我做工作从死者康某的家人处获得判决书，才得以立案。查阅案卷材料也率屡屡碰壁。”
有分析认为，聂树斌案如何从“铁案”变成待解悬案的内幕，在张越“不许翻案”的指令下，聂树斌案中诸多关键疑点被一再拖延。直到张越落马，关于聂树斌案件一再挫折的幕后黑手逐渐浮出，舆论也希望为矫正聂树斌案破除障碍。
关于聂案的传闻与黑幕
张越2007年底到河北当公安厅党委书记，2008年才当上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外界有分析称，在张越的身后还有势力。因为从河北省的公检法，包括河北高院，一直在拒绝复查聂案。
有消息称，张越插手聂树斌案件，与一位原省政法系统的老领导有关：22年前，公检法机关曾有人提出异议，聂树斌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要求改判。该领导下令要杀，而且快杀。曾有陆媒报道称：“4月20日省高院立案，22日提审他，25日就出了判决书，2日号出了死刑命令，27日就被枪决。”
该领导后来调任北京任职，是张越的“盟友”、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上级，也就是许永跃。
据熟悉此案的消息人士透露，2005年王金书案发，供出“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当时聂树斌案办案部门找到已是安全部部长的许永跃，据说正是许出面强力阻挠。
对此，坊间曾热传聂树斌被匆匆判处死刑并迅速执行，牵涉到器官移植黑幕，而且与原中共外交届知名人士章含之换肾有关。公开的信息显示，章先后在1995年和2002年换过2次肾。
张越的落马，将其“一言堂”式的内部控制泄露出来，对于理解聂树斌案大有帮助。（图源：VCG）
面对汹涌的舆论，章含之女儿洪晃曾在《南都周刊》发表题为《受虐者的狂欢》一文，文中言道：“作为家属，从来没有参与寻找匹配的器官，也没有打听过器官的来源。这一切都是医生安排的。而我们为什么不参与、不打听，是因为我们有一中感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
洪晃承认应该反思整个器官移植的过程。文章称，“如果聂树斌的器官真的被一直采用，那么其他犯人呢？……我当年作为病人家属不敢面对的问题，是因为这里涉及到太多道德问题、利益问题、亲人的生死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洪晃承认“我们都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
其实，外界任何一方都无法断定章含之的肾来自与聂树斌，但是它却能证明中国死囚器官移植存在“灰色交易”的现象。如今，聂树斌案得到平反，留给司法界的思考还有许多。
聂案将依法治国的节点
冤假错案为什么容易发生？不少法学界专家认为，应当归咎于以往“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在这种格局下，庭审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庭审流于形式，使得刑事诉讼通过法庭审理发现事实真相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大打折扣。
这些年，已经见过很多冤案。聂树斌案、呼格案、赵作海案、畲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孙万刚案……一起起冤案被复查，被平反，激发了社会对司法运作弊端的了解，有时甚至会给司法建设提供了改造动力和重构依据。个案貌似微不足道，但是正义的基石。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叫张焕枝的母亲为自己伸冤，也不是所有案件中都会有一个王书金出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观察者表示，聂树斌案的平反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它的那些庞大的、乃至是系统性的阻力随着大势退却，出现一个个小的窗口，而后被矢志不渝的推动者捕捉平反值得肯定，可它无法超越现实，并再次叩问个案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彻底破解的路径，只能从制度上入手，真真切切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从个案正义向制度正义迈进的通道。
毕竟，真正可怕的不是体制，而是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