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解释案前后，港澳两地态度反差相当有趣。在香港(专题)，有团体上街游行抗议，甚至与警方冲突，也有数万民众集会“反港独撑释法”。而看似与此事无关的澳门政府却主动向人大要求释法，规定澳门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参选人签署声明书以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澳门各界也有发声支持。
在人大释法一事上，港澳之间的反差似乎又一次印证了内地民众之前对这两地的既有印象——一个总有部分人“作天作地搞事情”，一个基本上都是“闷声发大财”。
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回归时间也只相差两年，为何香港有民众闹“港独”，而相隔60公里外的澳门却一直“安静乖巧”？
有网民指出，澳门陆地面积32.8平方公里，人口不过60万；而香港面积愈1100平方公里，居民超730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有可比性。这一说法有其道理，但若将导致两地现状差异的原因单一归结为人口、土地面积的差距，这一做法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港澳之所以有今天不同的局面，两地政治经济力量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或可说明一二。
葡：“澳门还给你？！”中：“别，你先留着。”
若论被“殖民”历史，澳门远比香港早得多。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就开始据居澳门，经商传教，此后逐步占领。在葡萄牙人的经营下，澳门迅速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欧洲在东方进行商贸的中转口岸，扮演着衔接中西方的角色。而自17世纪起，葡萄牙受到进入“黄金时代”的荷兰的挑战，世界航海贸易的空间不断被挤压。这意味着，澳门作为世界贸易据点的地位也跟着滑落[1]。再加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内地沿海口岸供西方列强使用，隔壁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也开始发挥其地缘优势，澳门转口贸易港的作用日益缩微。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澳葡政府只能通过将赌博事业合法化来获取大量税收，澳门经济也才得以重生。
虽然葡萄牙人管治澳门前后四百年有余，但更多是将澳门视为发展本国经贸的“殖民地”之一，对澳门的重视程度远不及英国对香港的关注。
在对华人社会的管治上，虽然澳葡政府曾于1909年颁布《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对华人传统作出规定，但在其他原则和法律层面，对华人社会主要采取既不隔离排斥也不特殊照顾的态度，让澳门华人大多数时候能自我管理，生活在“殖民”体制之外。[2]
其实，澳门总督也曾相继设立政务委员会、咨询局等机构，吸收少数土生葡人（1844年）和华人精英（1917年）参与政治管理，但葡萄牙对澳门没有一套连贯有效的对策。自1917年葡萄牙颁布《澳门省组织章程》后，不到60年的时间里更换了6个章程，政治行政组织也伴随里斯本的政局翻来覆去。这种情况直到1976年后才有所改善。[3]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澳葡政府开始推行政制改革。虽然咨询局和立法会等政府机构加入更多民选色彩，但政改未能在华人群体中培养起政治领袖，更多是增添了葡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在正式回归前几年，澳葡政府更是无心管治，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失业率高居不下。此外，当时社会治安也相当混乱，黑帮为争夺赌场利益，厮杀绑架时有发生。[4]在这一情况下，澳门民众期待回归的愿望愈加强烈。
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资料图）
至于澳门主权问题，葡萄牙在18世纪末才开始关心，而在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方正式获得“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然而，条约中对澳粤边界规定不明，因此两地长期纠纷不断。1928年，中葡虽又新立条约，但澳门问题被刻意回避，澳门政治法律地位仍不明朗，从而极大影响了葡人管治澳门的合法性和权威。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康乃馨革命”。贡萨维斯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放弃葡萄牙所有海外“殖民地”，有意将澳门归还中国。但中国考虑到澳门的外汇窗口作用，及其它政治层面因素，予以拒绝。有传闻，当时联合国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葡代表追着中国代表还澳门，中国代表躲着不见。”
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门华人社会期间总体而言作为较少，与之相反的是，中方在建国以后对澳门社会的影响不断渗透。虽说澳门是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但中共在澳门的影响力可往前追溯近半个世纪。
早在1949年8月28日，共产党就委派港澳工委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在澳门创立南光贸易公司，防止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这是澳门首家中资机构，在1987年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前，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1949年~1952年间，南光贸易公司积极组织货源，往内地运送大量抗战、建设急需的物资。之后，也同国民党在澳门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成为爱国爱澳的统战工作的据点之一。[5]1960年代，中方还制止一加拿大资本的广播电台在澳门成立，以防西方在澳建立反华宣传管道。
除此之外，中方还多次采取行动，申明对澳门的主权。如1955年，葡萄牙原筹备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其中包括建立占据澳门纪念碑、举行澳门总督的升像礼等，还宣布将澳门改为葡萄牙的“澳门省”，７月间又颁布了“澳门海外省组织法”。10月26日，《人民日报》以《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对澳门的主权，重申收回澳门的权利。在中国政府的震慑、压力下，澳葡政府以“经费不足”为由取消纪念活动。[6]
回归前，类似上文提到的中方在澳门影响力渗透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澳门真正“去殖民化”历程应是始于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
1966年12月3日，澳葡军队在港督府前用喷射水炮向示威者喷水
1966年11月，澳门街坊欲在凼仔岛修建小学校舍，受澳葡政府暴力制止。在与当地民众对峙过程中，葡警打伤34名群众。此后，亲中团体不断在澳督府前集会、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惩凶、道歉。12月3日，群众听闻澳督府“扔小孩下楼”的传言，对抗升级。澳督府调派葡国正规军开枪镇压，同时宣布戒严，实施宵禁令。在这整起事件中，共有8人死亡，212人受伤。
12月10日，广东人民委员会向澳葡政府强烈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无条件答应澳门民众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以及以后禁止国民党人在澳活动。同日，澳门亲华团体也要求澳葡政府签“认罪书”。事件以翌年1月29日澳督签署“认罪书”作结，这也意味着葡萄牙在澳门统治威信严重受挫，自此亲中势力实际控制澳门的发展。[7]
如此说来，澳门的顺利回归，是澳葡政府、中共势力、澳门民众三方多年合力的结果，称得上是“人心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