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参考政治学家讨论政体问题时所使用的句式，产业政策论战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由于相关的政策实践涉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以相关讨论不但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而且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林毅夫和张维迎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
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
林张之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这场争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两位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由于企业未必能够解决外部性和协调失败问题，所以有为政府的协助可能是有益的。进一步来说，他试图以有为政府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为支点，构筑新结构经济学。相反，张维迎从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出发，认为政府不但难以识别哪些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且介入必将扰乱市场机制并引起寻租活动，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巨大，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张政府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进行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尽量不要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这种澄清之后，两者的距离已经缩小。从后者来说，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来区分经济学流派，那么两者都属于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但是，既然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明显，又具有相近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这场论战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尽管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哲学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哲学以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认为由理性官员组成的政府可能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张维迎的经济哲学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对于官员的理性以及有为政府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正如经济哲学的差异导致张维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兰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算论争难以结束一样，林张之争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哲学的不同。
如果说经济哲学的不同让肯定市场机制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市场的不同认识则是世界范围的产业政策之争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隐约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张夏准的产业政策论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在后进国家无法实现资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来，他主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论证产业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发展。[1]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张夏准
从张维迎的角度出发，无害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业已经进行生产，并且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之后才进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发的寻租成本必须等于零或趋近于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寻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的规模。所以，这意味着政策资金等于零或趋近零。第三，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资金的机会成本指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可能产生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政策资金的规模等于零或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才为零或趋近于零。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从上文对于张夏准的分析思路的介绍来看，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就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相持不下的原因，与本文假想的二张之争难以结束的原因大体一致。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