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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从左至右)深圳罗湖桥头留影。
“文革(专题)”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陶斯亮和聂力就很惨。“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本文选自中华儿女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作者陶斯亮。
一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
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
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专题)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视频），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三
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附录：原文作者及《中华儿女》杂志编辑谈《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1989年之后，我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跌宕。偶然翻出一张照片，1961年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四个女孩子的合影。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中南局工作，只是个小地方官，我怎么能称得上是“红色公主”呢?!
写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观地说说我们四个人的命运。说李讷，我的意思是，虽然她贵为“红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个街道大妈似的，过得连个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实际状况做个对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标题是《高干子弟乎?》，后来改了。
“文革”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我和聂力就很惨。“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
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和中国大众的命运是一样，有起有落。
但是从此把我称做“红色公主”，到处泛滥，这造成了大众对高干子女的一种误读。现在，我要“利用”你，为我“平反”!
编辑袁海
1990年10月左右，《中华儿女》的创刊编委陶斯亮寄来一篇稿子，题目为《高干子弟乎》，那是一篇手写稿，一看就知道是“亮亮姐”一气呵成的。亮亮姐还附了一封信，说这篇稿子转了几个地方，大家都说不错，但都认为风险太大，没人能发。
我一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国四位“公主”不同的命运所吸引了，并为她们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沉浮而感慨万端。文中的四位女性，一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爱女，一是林彪和叶群的千金，一是“中国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老革命家曾志的掌上明珠，一位是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苗，都可以称作共和国的“红色公主”。
然而，这四位年龄相差无几、儿时都非常活泼可爱的“公主”，由于父母的不同政治际遇和政治作为，却导致她们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讷，可谓共和国的“第一公主”，“文革”中以“萧力”之名入主《解放军报》，后来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进医院。待到能够重新关注社会时，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亲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母亲江青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李讷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从共和国“第一公主”的位置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资料室的普通干部。她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像胡同里的大妈们一样，用三轮车拉冬贮的大白菜，挎着篮子与小贩讨价还价，过着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儿，学名林立衡，“文革”中《空军报》。九一三事件前，向党中央报告了父亲林彪与母亲叶群、弟弟林立果准备外逃的动向，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可是，后来不知为何却与丈夫一起被安排在河南的一个工厂，住在一个盛过化肥的仓库里。“拨乱反正”之后，才回到北京，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化名“路漫”。
聂力，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生女，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于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沉浮幅度稍小，加之聂力本人一直在部队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运之途最为平坦的一个。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一度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井冈山时期的女革命家曾志之独女，“文革”期间在部队当军医。父亲陶铸由于历史上曾与林彪一起在解放东北时共事，两家之间有交往。陶铸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本来，毛泽东将陶铸调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强党内“造反势力”–因陶铸在延安整风期间与刘少奇有点过节。没想到，“心底无私”的陶铸到了北京后竟一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来等党内老革命家的板凳上。“造反领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态度忽明忽暗，但最后还是下了搬到陶铸的决心，于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一扣，陶铸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身患绝症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妻子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则天各一方，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为陶铸平反昭雪，陶斯亮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全国所有报纸纷纷以头条转载，读者无不热泪潸然。从此，陶斯亮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走上中国文坛，成为不可多得的“红色女作家”，进而被特邀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后来，脱下军装进入政坛，当上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局的局长。
亮亮姐寄来《高干子弟乎》这篇谁都不便发的稿子，我却认为《中华儿女》能发。原因，原先认为不能发的缘由主要是林豆豆，虽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说“关键时刻林立衡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立了大功”，但是这个立了大功的人却在很多时间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无人知晓。
而文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李讷，父亲是伟大领袖，母亲却是罪魁祸首。当时的李讷，只是中办调研室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从不出头露面。
那个时候，尽管“文革”已结束很多年，但人们的内心仍然笼罩着政治灾难的阴影。虽说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是通过在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把关。但是，害怕担当责任，只将上级的指示精神往下传达，而不努力地发现、发掘“前所未有”的文章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也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身在此环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一要则”这样的普通常识。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废弃，见到好题材就眼红心动。将亮亮姐的稿子读了两遍，我就下决心，一定把这稿子发出来。于是，就埋头编辑，把标题定为《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尔后，交给我的各位领导“看看”，而不是“审阅”。看过之后，大家都说好。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于是，我对领导说：“这篇文章，倘若出了问题，你们就说都没有看，是我擅自作主发出的，你们可以尽管批评，严肃处理。我，豁出去了。”
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好笑，但当时，我却是真的做了从此告别岗位的准备。
1991年1月，《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一文一出，《中华儿女》洛阳纸贵，一印再印，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很多人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热泪沾襟，导演谢晋还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各界读者对亮亮姐这篇文章赞誉有加，一位中央领导还亲自给她打电话祝贺。这时候的我，庸人自扰的心情才得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