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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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尤为犀利——“我们要看特朗普做什么，而不是听他说什么。”
那个在大选时抨击华尔街投行的特朗普真的变了。随着特朗普内阁成员不断浮出水面，各界纷纷感叹：这不就等于是把高盛管理层搬来了吗？ 12月13日，特朗普任命高盛总裁兼COO科恩(Gary Cohn)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也是白宫中对经济决策最具影响力的职位。当然，“高盛帮”的实力远不止于此——候任美国财长努姆钦(Steven Mnuchin)曾为高盛高管，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班农(Stephen Bannon)、副财长的热门人选斯卡拉姆齐(Anthony Scaramucci)都曾为高盛银行家。
特朗普政府的“高盛帮”。
其实，除了美国政坛，放眼整个欧美监管层，“高盛帮”也用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美联储12个地方联储约有三分之一的主席曾是高盛银行家;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Carney)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职。
中国的金融人才一般是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政府机构或监管层，到市场中去。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中国“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反观欧美国家，众多投行高管最终反而向美联储等监管层迈进。
当然，不乏有人质疑“高盛帮”从业界到政界和监管层的这种“旋转门”。“这其实就是个传统，一个‘校友圈’，”拥有20年华尔街交易经验的投行交易员冯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高盛的行事风格相对其他投行更加‘大胆’一些，他们也的确招募了最优秀的金融人才，可以说是培养政界人才的‘黄埔军校’。”
某欧系投行人士此前也对记者表示，欧美投行高管对职业生涯后半段的考量标准往往并不是金钱，而是个人理想抱负。“美国没有级别之限，来去自由。业界高管后期会有兴趣到政府部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力。”
特朗普身边的“高盛帮”
近一个月来，坊间不乏对特朗普“选将”决策的揶揄——“特朗普竞选时对华尔街十分不客气，而且还将高盛作为例子单独列出：在11月初的竞选宣传片中，特朗普指责华尔街的金融巨头，片中赫然出现了高盛CEO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的头像。”
然而，如今特朗普的“画风”已经完全逆转。
先说候任财长姆努钦。他的“高盛情结”从出生前便已注定。其父从1957年便在高盛任职，并在华尔街度过了其整个职业生涯，他也率先见证并践行了“大宗交易”机制(block trading，多为针对机构客户的一笔数额较大的证券买卖)。同时，姆努钦的哥哥也曾在高盛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姆努钦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以培训生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1985年，他进入高盛工作并为之服务了17年，在1999年成为高盛首席信息官。2002年，姆努钦从高盛离职，两年后创立了名为都恩资本(Dune Capital)的对冲基金。他于今年5月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担任财政主管。
尽管他从没在政界工作，但姆努钦在竞选期间迅速为特朗普筹集了大量资金，作为未来财政部长，其首要任务之一可能是帮助特朗普实施税收新政。
其实，在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媒体便曝出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可能被提名为财长的消息。早在7年前就有媒体指出他有当财长的潜力，只是戴蒙本人对此并不“感冒”。
另一项引起市场轰动的任命便是科恩，梳理一下历史便不难发现，科恩将成为继鲁宾(Robert Rubin)和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之后，第三位“出身”高盛主管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科恩生于1960年，自小在俄亥俄州长大，其父亲是一名电工，之后转行为地产开发商。科恩于1990年加入高盛，1994年成为高盛合伙人，2006年起担任布兰克费恩的副手。
至于加入特朗普团队的原因，有外媒报道称，布兰克费恩自2006年就稳坐高盛CEO的位置，也让科恩等高管难以看到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尽管高层的稳定有助于高盛度过危机时期并执行战略变革，但是也带来了人才瓶颈。
“并不是说高盛的人才总是最好的，但是高盛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能使得其人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逐渐地他们不论对于私营还是公共部门都变得不可或缺。”冯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监管层的“高盛帮”
不只是政坛，欧美监管层的众多官员皆出自高盛这个“黄埔军校”;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成果可圈可点。
例如美联储FOMC(公开市场委员会)共有12个投票席位，其中“二把手”纽约(专题)联储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曾为高盛服务十余年，担任高盛合伙人及常务董事;此外，2015年3月起任费城联储主席的哈克(Patrick Harker)也是高盛多个信托项目的受托人。到2017年，FOMC投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出自高盛系。
一直以来，外界都曾揣测高盛和美联储之间的“旋转门”。
不过，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Kaplan)曾笑着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众多地方联储官员也都是纯经济学者出身。例如耶伦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以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等高校任教，之后才进入美联储。”
卡普兰曾在高盛投行部工作了22年。相较于纯学者，自称“非经济学者”的卡普兰似乎更乐于也更擅长与市场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高盛工作长达13年之久，作为加拿大籍经济学家，卡尼于2013年7月成为了英国央行318年历史上首位“洋掌舵”。
此前，卡尼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领导的加拿大央行在减轻经济危机对该国的冲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本花费了长达9个月的时间，才说服卡尼接受英国央行行长一职。在英国脱欧后，卡尼果断在今年8月的议息会议上宣布降息25个基点，为7年来首次调整银行利率，并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至4350亿英镑。如今，英国脱欧的负面冲击似乎已经趋缓。
再看欧元区，人称“超级马里奥”的德拉吉也曾任高盛前副总裁。1990年，德拉吉在意大利财政部任高官，主持了面临破产的意大利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工作，改革了财政部内部结构，成功地使意大利在1999年首批进入欧元区。如今，担任欧洲央行行长的他纵使被各类“黑天鹅”缠身，但仍在“用尽一切手段”完成使通胀接近2%的法定使命。
“旋转门”之辩
面对如今“高盛帮”的这派盛景，不乏观点指出——“特朗普上台，高盛政府(Government Sachs)再度浮现。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政权会有更迭，但华尔街权力依旧’?”
针对“旋转门”的争议，某美资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当你看到前任领导都去了政府工作，‘校友网络’自然形成，你也会更大胆放心地转投那里工作。”但也不可否认，高盛挑选的人才都是拔尖的，摩根大通的戴蒙当年也拿到过高盛的录取通知书。
令各界担心的是，“高盛政府”的出现是否会令华尔街“去监管”(de-regulation)过度，“华尔街又要变成大赌场”，导致金融危机再现。
特朗普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各类监管束缚了银行业的盈利空间。他的顾问斯卡拉姆齐曾直面质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抨击华尔街。
2000年，布什政府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同时大规模从事投行活动，如花旗和摩根大通等。然而，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自营业务也不断膨胀，监管的放松叠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最终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克尔规则”则是其中最严厉的法规之一：一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将商业银行业务和其他业务分隔开来;二是反对商业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限制衍生品交易;三是对金融机构的规模施以严格限制。近年来，众多被束缚手脚的华尔街大行也频频叫苦。如今，金融界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对于“去监管”的具体态度。
“旋转门”当然有弊也有利，作为“市场玩家”的银行家，进驻政府和监管层后，可能更了解市场运作的逻辑。
曾任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严弘对第一财经记者总结道：“美国业界高管去美联储都是做高层的，而美联储部门主管以下则以学者居多，以前地方联储主席大都也是学者，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任旧金山(专题)联储主席);业界高管去SEC，则一般是部门主管。”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卡普兰，他对记者表示：“(之前)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务，且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商界的经验能为监管层提供不同的视角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