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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被派到一个项目工地做技术支持。
我们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方,负责施工管理;总部和国内某合资公司是业主,派了一名项目经理,也就是王总,进行监督。
按理来说,项目经理和现场经理都是一家集团公司的员工——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但总部派来的现场经理托马斯并不这样认为。
1
第一次见托马斯,我正在办公室里看图纸,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
“我回来了,哈哈。”只见一个戴着巴伐利亚传统帽子的胖子拖着两个箱子走进来。他的声音很大,一口典型的中欧英语。看见我这个陌生人,他愣了一下,用英语说了声“抱歉”。王总起身为我介绍,说他是现场经理。
他拿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我,“我是这个工地的现场经理托马斯,是施工的boss,工作上你得听我的,我在工地工作20多年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会罩着你的。”
他看了看我的名片,一脸的严肃,“哦,你是从设计部门出来的,那就好,要严格按照设计安装,不能有任何出入。”接着,他话锋一转,“我老婆孩子在德国,下班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我们可以喝十几、二十瓶啤酒。”说完他对我眨眨眼,笑了。
托马斯刚刚回国过了圣诞,有3个多星期不在工地。
刚回来,他就放下东西就戴上安全帽,要去查看安装状况。可走了没多久,他又返回来,“沈,你跟我去一趟,帮我翻译。”
我连忙起身往工地走,可他站在原地不动,睁大眼睛瞪着我。
“怎么啦?”我问。
“你掉东西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见我摸不着头脑,他说:“Safety!你把安全丢掉了,沈,这个非常重要,你没有经过安全陪训吗?”我这才想起来,我忘了戴安全帽。
我来的时候,恰逢安全经理休假,我还没有经过工地安全培训考试,也没有领劳保用品。按照QSHE法则(质量、安全、健康、环保),我是不能上工地的。
托马斯跑进办公室,拿出QSHE细则,一条条的跟我解释,每解释完一条,他都会问我听懂没。
就这样,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我听得昏昏欲睡,结束之后,我还经历了一个绝非走过场的安全考试。
此后没几天,托马斯又让我长了见识。
那天很热,一个工人在工地里没按规定配戴安全帽,托马斯立即就要求他停工半个月。
“沈工,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情,停工半个月不就等于让我走吗?就是帽子的扣子没扣好而已,又不是没有戴。”工人有点委屈。
我也觉得托马斯有点小题大做了,就问他:“能不能减轻处罚呢?如果停工半个月,相当于把他的饭碗给砸了。”
“不行。这次他忘记正确配戴安全帽,如果我不处罚他,下次他就会忘记别的事。安全无小事,我这是在保护他和其他人。”
我把托马斯的话转告给工人,工人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态度,把帽子砸在地上,“他妈的,明摆着欺负中国人,我不干还不行。”
“他在说什么?”托马斯看到工人生气了,一脸错愕,“我是在保护他啊!这次让他停止工作,下次他就会记得注意安全。”
2
托马斯一回来,工地上的进度明显就慢了许多。
比如,监理王总此前认为,稍微差一点问题也不大,可给予验收通过,但到了托马斯这里,就全都不合格,他动不动就要求返工,工人们叫苦连天。
每次验收,不管问题大小,托马斯总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劝他,“你为什么不好好说,这样工人们更容易接受。”
“我也想好好说,但看到他们犯那么低级的错误,我就很生气。这么简单的活都做得乱七八糟,这和他们进工地时的考试水平完全不一样。这是工作态度有问题。”
没多久,工人越来越抵制托马斯下达的指令了,当面诺诺,背后骂娘。见他们做事慢慢腾腾,托马斯也察觉到了异样,“我是不是对工人们太严厉了?”
“要不,今晚我请工人吃晚饭,你也去,不然我们没法交流。”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
我很诧异他这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办事的路数,于是选了家还不错的餐馆,叫了几个骨干工人,下了班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杀”了过去。
工人们本来就喜欢喝酒、劝酒,托马斯兴致高,来者不拒。不一会儿,旁边就堆了好几箱空酒瓶,我提醒他:“你钱带够没,我们已经喝了好多酒了。”
“够了,放心!”托马斯左手搂着来敬酒的工人,右手端着酒杯,一饮而尽,看上去,他越来越像中国的包工头了。
到了结账的时候,托马斯拿着计算器一阵乱按,然后对我说:“沈,每人300元。”然后他就掏出300块钱给我。
我顿时傻眼了,立马跟他解释:“在中国,你叫人吃饭,一般都表示你请客,不能AA制,和德国不一样。”
“你不早说,对不起,我带的钱不够,你问工人借点,我明天带给他们。”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工人借钱,可他们也没有带,最后我把身份证押在餐馆里。相熟的工人开玩笑:“沈工,老外请客吃饭,钱都不带,没诚意啊。”
我尴尬万分。
3
这顿饭之后,虽然托马斯在发现质量问题后依旧不给人留任何情面,但是工人们基本会按照他的要求去改,“老外请我喝酒,我不能给脸不要脸,总要对得起酒钱吧。”
可这种短暂的“和谐”,很快就被一起质量事故给打破了。
那天,一个工人神色紧张地找到我,“沈工,你能不能到工地上帮我翻译一下,也不知道什么事,老外好像非常生气。”
我到了工地,只见托马斯怒眼圆睁,满脸通红,额角的青筋一鼓一张。他看见我来了,说:“沈,你过来,这焊接质量根本不行,全部返工!”
我忙低头钻进管子里看了下焊缝,果然成形很差,也未融透。管道对接的地方没有按图纸的要求打坡口,而是直接焊接,将来设备运行时,这样的焊缝容易破裂,造成重大事故。
“怎么回事,你们进工地的时候不是通过焊接考试了吗?怎么会焊得这么差。”我质问道。
焊工没说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沈,你告诉他们,这些要全部返工,要把已经安装好的也全部割开重新焊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这么做,这是谋杀!”托马斯吼道。
我吓了一跳,把所有已经焊好的管道割开再返工,至少要耽误一个月。
“以前也是这样焊接的?”我问。
焊工点头,我才明白,为什么此前催着安装公司提供探伤报告,他们老是推三阻四的。“你这样焊,将来运行时会出大问题的,再说探伤(用射线探测焊缝的裂纹或缺陷)也通不过啊。”
“你以为我想这样焊啊,我也知道这样焊将来要出事的,但老板是这样安排的,我端的是他的饭碗,我有什么办法。”焊工哭丧着脸说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这么做,这是谋杀!”
托马斯很生气,他马上回办公室召集安装公司和业主开会。会上,他大发雷霆,蹦出了好几个“shit”、“f***”。对此,安装公司的负责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业主很生气,在会上直接把他赶了出去,把包工头叫了进来。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把焊接标准要求都发给你了吗?”
“我们承包这个工地的时候,安装公司和我说的要求就是按水管道的标准焊接,也是按个标准给的价,并没有说要按你们的标准焊接,如果按你们标准进行安装,我还不赔个倾家荡产。”
托马斯听不懂中文,我给他翻译了一遍,他感觉很奇怪,“难道现在安装的人不属于当时签合同的安装公司吗?”
我和他解释,安装公司只是把工程接下来,再划成几个包分包出去,他们只派了几个管理人员而已。
“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乱套了吗?这如何控制质量。”托马斯一脸气愤。我告诉他这样的分包,在中国很常见。
“中国式的方法不可理喻,简直不敢相信。”
而实际上,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在中国工程项目中,层层分包很常见,2次分包都算好的,很多工地3、4次分包都有。只分包1次的企业,绝对算得上是“业界良心”。
会开了一下午,托马斯为了保证质量,要求工人们今后在焊接前必须由他先检查,合格后签字才能开始焊接。如果焊缝没有他的签字,就要割开重焊。
刚开始,业主和安装公司都不同意,因为这样工作量会加大,项目工期没法保证。但托马斯一再坚持,甚至威胁要上报总部,三方才勉强达成了一致。
4
这次的焊接质量事故,让托马斯对整个项目的施工质量极不放心。
他除了在每道焊口焊接前要检查,还会时不时叫工人停下手中的活,亲自去看——这极大地延缓了工程进度。
工人们是按工作量来计算工资的,这样一来,拿到手的钱就少了。工人们忍了一个月,就跑到项目部投诉,“托马斯干扰正常施工,本来一天能干完的事情,现在两天也干不完。”
王总本来就不赞同这种做法,他找托马斯商量,“能不能取消这道程序?”
托马斯坚决不同意:“取消这道程序,施工质量无法保证。”
王总沉默了一会,要求把我加到检查人员中去,“如果所有的焊口都由你检查,太慢了,两个人可以加快安装速度。”
托马斯同意了,但我隐隐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没过几天,王总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在检查的时候加快一下速度,不然这个项目到年底都不能竣工,我交不了差。”
“王总放心,我会尽量加快速度的。”
“能不能再快一些?”王总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来不及的时候让工人先焊,再由你补签字。”
我省悟过来,“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到时出了问题我就麻烦了,以前他们焊接质量很差。”
“哎呀,不会出问题的,全部焊缝100%探伤,到时会有探伤报告的。”
我没有吭声,心里盘算着怎么拒绝他。
“你放心,有问题也是先找我这个项目经理,再找现场经理,怎么也轮不到你的。你在工地上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项目部不会忘了你的好处,但耽误了工期上面怪罪下来,你也脱不了关系。”
最后,王总拍拍我的肩,“放心吧,项目结束会论功行赏的,沈工。”平常,他都是叫我小沈的。
5
业主之一的合资公司迫于年报的压力,要求这套装置必须在夏季需求高峰之前投入使用。算算只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整个项目部如临大敌。
托马斯得到消息,就要求王总增加人手,王总笑了笑,“不用,三班倒就行了。”
“三班倒?就是晚上也得上班?”托马斯问我,我点点头。
“在德国要完成这些活至少要5个月,你们2个月就完成了,速度太快了,质量没保障的。沈,这段时间你得辛苦下,多到工地转转,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质量。”托马斯担忧地对我说。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速度’。”我得意地向他介绍。
“你们让工人白天晚上都工作,在德国是犯法的,工地的负责人都要坐牢,包括我。”
“没事,那都是安装公司的人,处罚也不是处罚我们。”
托马斯摇了摇头,“随意压缩工期,我干了那么多年,闻所未闻。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连法律都敢不顾,晚上通宵干活,很容易出安全事故。”
后来,不幸被托马斯言中,一个工人在晚上加班时一脚踏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所幸人无大碍,只是脚受了伤,活干不了。
这件事若按QSHE法则,算是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整个工地从上到下都知道了,唯独托马斯被蒙在鼓里。
王总发过话,“谁要把消息泄露出去,谁就离开工地。”
现场经理托马斯被彻底架空了,虽然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已经没人听他的话了,都只是面子上维持着。项目部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让他走人,不久之后,机会就来了。
工地上安装重大设备,公司内部的安装误差标准为0.1mm(只是建议执行,不是必须),而国家标准要求稍低一些,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即可。
工人们按照国家标准安装完后,托马斯验收,发现误差在0.5mm左右,于是拒绝验收通过,要求重新安装。
此话一出,工地上的人都傻眼了,重新安装要把基础全都砸掉,虽然耗费的工时不多,但经济损失至少在百万以上。大家都怕担责,没人敢动手,托马斯操起钻头,把基础打出了一个大坑。
安装公司当即向王总报告,王总脸色阴鸷,没有说话,也没理会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托马斯。
他发邮件问我,“设备安装允许的误差,国家标准是多少?”我如实回答,没想到他就以此为由,给总部写了一封邮件。
“托马斯做如此重大决定,没有知会业主及项目经理,他随意提高安装标准且违犯QSHE规定,没有特种设备操作证书却违规操作……”
此外,王总还附上了一张excel表格,上面罗列了重新安装所需的材料费、工时费等(全部按照德国标准结算),最后得出的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当然,在这封没有抄送托马斯的邮件中,王总还“顺带”要求总部更换一名现场经理。总部很快就回了邮件,要求托马斯回国。
他的高标准严要求,被附件中所列的一项项金额彻底击垮了。
6
托马斯告别时,王总的一番中国式的挽留,差点就让我相信了。
“沈,没想到你也想让我走,我看到你的邮件了。”临走时,托马斯对我说。
“我没有。”我嗫嚅着想解释,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沈,你要严格按图纸执行,不能一直按中国的方式,不要做Mr.差不多。”
托马斯走后,我问王总这次更改是否真的花了900多万。
“你傻啊?真花了900多万,我这项目经理还能继续做?”
“那到底花了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花。”说完,他哈哈大笑。
后来我去问安装公司的人才知道,基础根本没有重新安装,他们只是用水泥把托马斯破坏的地方重新填平了。
“强度差了,出了事,谁负责?”我很吃惊。
“‘德国要求’简直就是浪费钱,我们安装了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设备,这算是安装质量最好的了,绝对不会出问题。”然而,安装公司口中质量最好的,在托马斯眼里,连及格都算不上。
“这样做,现在运行没有问题,但过几年也许会出问题的。”
“哎呀,我们的安装验收能通过就行了,过几年就过了保质期,谁管它呢。”安装公司的负责人又补充道,“你担心得太多了,王总是你们公司的设备专家,有没有问题他还不清楚啊。”
王总是设备专家?我吃了一惊,心想,那他怎么还发邮件问我设备安装的国标要求。
托马斯回国后,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项目部的所有成员。他事无巨细,把接下来应该做的工作及注意点罗列了几十页。
“要不要开个会,把托马斯提到的问题讨论下?”我问王总。
“讨论啥,按他的,黄花菜都凉了,我们的工程还要干吗?”
没有了托马斯的“羁绊”,效果立竿见影,工厂如期在夏季需求高峰来临之前投产了。经专家评定,这项工程被评为某市当年的示范工程之一,集团领导很高兴,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
王总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获得了项目部“年度最佳职工”的荣誉称号,当然,他也被评为集团的“年度项目经理”。
大会开完,自然有一番推杯换盏。在酒酣耳热之时,在场没有一个人提托马斯,这个曾经的现场经理,仿佛他从来都没有在工地上出现过。
后记
前年,我去总部出差遇到了托马斯。
托马斯很高兴,他没有按德国人的习惯先问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项目现在运行得怎么样,还好吗?”
我一愣,“从2010年运行到现在,各项参数都好,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好,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我一直很担心出问题。”他顿了顿,抿着嘴,“沈,你不知道,那个项目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一时无言以对。
“我还有很紧急的会议要开,过几天再联系你。”托马斯说完就走了,连告别的话也没有说。
可直到我回国前,托马斯也没有再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