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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就是著名的“83年严打”。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中，无数罪犯被枪决，马燕秦就是其中之一。她坦诚曾与130个男人发生过关系，还曾协助他人将自己女儿灌醉后让其强奸……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杨时旸，原题为《“流氓大案”是怎样炼成的》。
1983年9月，严打期间枪毙罪犯（图源：天津档案网）
纯粹的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二三十年前曾是法律问题。特别是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惠利名（化名）恨透了西安。从2000年刑满释放起，除了补办身份证，他再没回过那座故乡的城市。
一切都与“严打”有关。
1983年，那场从严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惠利名因参加一次被定性为“流氓舞会”的活动以及几段私人感情被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卷入的是一个轰动三秦的“流氓大案”。3名主犯因“流氓罪”——这个如今已被取消的罪名——被处以极刑。
参加家庭舞会被判无期
26年前的一天，惠利名骑着摩托车回到西安的家中。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刚躺下，就听有人敲门。惠利名问：“谁啊？”外面答：“查户口。”刚把门打开，就闯进几个人来，把惠利名的手臂拧到了背后，接着有人开始搜查他的房间。这些人身着便衣，惠利名不明所以。直到有人掏出逮捕令，冲他喊道：“签字！”惠利名定神一看，名字中有一个字写错了，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嘛。”对方踢了他一脚，“签字！”签字后，惠利名被带上车。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83年9月9日。
看守所的房间里已关押了30多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惠利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每天有人拿着本子询问嫌疑人有什么事情要说，但是只要有嫌疑人问及自己的案情，对方都会回答“还没接到通知”。很长时间，惠利名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被抓。
直到一个月之后，惠利名被转往西安市五处看守所，被押上警车的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韩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了一个叫马燕秦的女人的牵连。
惠利名与韩涛相识于西安市政工程公司的一次文艺汇演。当时，韩涛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惠利名爱好文艺，在汇演期间拉手风琴为其伴奏。1982年12月，28岁的惠利名从西安市某化工厂辞职，在旅游景点摆了个摄影摊，业余时间在一些俱乐部和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一起拉手风琴。
1983年5月的一天，韩涛找到惠利名，约他到马燕秦家里跳舞。马燕秦当年42岁，离异，独自带两个女儿，从西安民生餐厅病退，靠劳保生活。
1983年中国舞禁初开，人们开始尝试交谊舞，但动作举止更为亲近的“贴面舞”还被视为“流氓舞”。马燕秦喜爱交际，家中经常有朋友聚会、跳舞。她的家吸引了很多时髦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韩涛和惠利名。
那天，惠利名骑摩托车带着韩涛一起来到马燕秦家。“当时还有马燕秦的一个女儿也在。”惠利名回忆说，马燕秦的家只有18平方米，跳舞时需要把床支起来。他们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跳“慢二步”。当时跳舞最流行的音乐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南屏晚钟》。4个人一直跳到深夜，当天，韩涛与惠利名就住在马燕秦家里。
“马燕秦睡在一边，女儿睡她身边，旁边是韩涛，我睡另一边。”惠利名用手比划着回忆当年的细节，“就是一张床上，其实就没睡，大伙就聊天嘛。”
惠利名见马燕秦家十分寒酸，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就和韩涛一起出去给马燕秦买了些水果等吃的东西。下午，两人一起离开了马燕秦家。几天后，他们又去找过一次马燕秦，但没有进屋。当时，惠利名怎么都没想到，那一次的“慢二步”让他以无期徒刑入狱。
在警车上，惠利名与韩涛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再次相见。由于有警方押解，两人无法对话。在被转移到西安市五处看守所一个多月之后，起诉书发到了惠利名手中。上面写道：积极参加马燕秦组织的流氓舞会以及7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包括我前妻在内，一共有4个男女关系是真的，但那都是两厢情愿。”如今，年过半百的惠利名如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警方最终将涉及惠利名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确定为4个。在判决中定性为“奸污女青年4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惠利名才得知，自己参加的家庭舞会被认定为一个庞大的流氓犯罪团伙，涉案人员上百人。而马燕秦是此团伙的首犯。
根据陕西省志的审判志记载，马燕秦被认定“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000余元。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马燕秦最终与另外两名主犯一起被判处死刑。
上面定的调子
当年的西安市五处看守所属于关押重刑犯的看守所。最初的起诉书发到惠利名手中后，他的“狱友”们轮流看了一遍，大家都说，“你啊，肯定枪毙了。”而这些与惠利名同时关押一处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严打”而被捕的。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连杀27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7月17日，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3次战役。
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于是，1983年夏秋，全国大开杀戒，抓了很多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涉及性的案件，也因流氓罪被处以很严重的处罚，甚至判处死刑。
马燕秦、韩涛、惠利名等人就是在这场“严打”中被捕的。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面广，马燕秦案被公诉到西安中院后，中院无法定夺，最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
“当时说要严打，但是具体怎么个严法，怎么推开，都不清楚啊。”西安中院负责当年马燕秦案的审判长耿兴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据耿兴允回忆，当时案件上报后，由西安市一位副书记带领公检法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京，向最高法院汇报案情。“最高法院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案子里每个人的罪行和证据写个材料。”耿兴允说，“最后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定下来的案子（怎么判）。把死刑都定了，包括死缓的。其实就是给定个调子，下面的很多案子就按照这个走了，枪毙了一批人。
马燕秦一案的上报和等待批复一直持续了一年半。1985年4月15日凌晨4点，惠利名被从看守所号房里提出，和此案其他案犯一起押上警车，奔赴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公审大会。在宣读了各自的刑期之后，案犯被陆续押上刑车。刑车从体育场的出口门洞穿过的时候，趁没人注意，韩涛突然对惠利名说，“对不起了，老兄。”惠利名说，“没办法了，我比你还强，我还活着。”韩涛被判处死刑。惠利名记得，那天韩涛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山装，那是被捕前韩涛从惠利名家随手拿的。
刑车绕西安城一圈示众。然后，死刑犯的囚车直接开往北郊刑场，其他案犯的车辆开回看守所。“那个案子的案犯在刑场上状态还都可以。马燕秦是两枪毙命吧，我记得。”耿兴允还清楚地记得行刑的一幕。
如果没有严打，流氓罪最多判10年
马燕秦等3名主犯被执行枪决的第2天，惠利名被从看守所转移到渭南二监。
服刑期间，惠利名服从管教但拒绝认罪。在他的记忆中，他曾经一次性写过20份申诉材料发往各相关部门。除一家单位发回一份回执外，其他均无下文。惠利名利用自己手风琴的特长，在监狱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并主持监狱内部的《醒悟报》。据惠利名自己称，在这个人数高达100多人的“流氓团伙”中，他只认识韩涛一人，也只和马燕秦接触过那一次，与其他罪犯是在监狱里一起服刑才相互认识的。至于判决中称，马燕秦曾协助一主犯将自己女儿灌醉，让其强奸。惠利名说，“那个人当时在和马燕秦的女儿谈恋爱，我那次去跳舞，她女儿给我看过两人的照片。”因主犯均已枪决，马燕秦的女儿也无从寻找，当时情况亦不可考。
马燕秦被执行死刑之后，这个女人的故事被渲染为一段传奇，她组织的上百人的“流氓舞会”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成为了监狱中的一个谈资。有与其关押一处的案犯出狱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马燕秦关押在看守所女监房的时候，曾有男犯人为一睹芳容而发生斗殴。案件审判长耿兴允多次与马燕秦有过交流，他说，其实马燕秦并没有外界盛传的美貌。“一米七一的个子吧，身条还可以，皮肤白一点，中年妇女了。”
耿兴允还说，“马燕秦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马燕秦自己供出曾与130多名男性有过不正当关系，一度使法院的取证工作难以应付，经过法院确认最终只落实70余名。因为马燕秦被捕后不合常理地与警方配合以及一些传言，法院曾怀疑她是否有精神疾病，特意邀请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证明一切正常。
“大刑（指严打）开始也没有办法，谁敢说不枪毙，谁敢说一个不字！83年、84年的时候司法不像现在这么独立。”耿兴允说，“当时如果没有严打，马燕秦的流氓罪最多就是10年刑。”
在耿兴允的记忆中，“严打”期间，他和同事们一年要办理二三百个案子。具体到马燕秦这样的大案，嫌疑人并没有请过律师。“我记得大刑（指严打）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律师，在那之后，西安市才有七八个律师，还是从司法局抽调的干部当律师。”耿兴允说。
惠利名一直在渭南二监服刑，经过3次减刑后，于2000年元月刑满释放。惠利名出狱前3年，也就是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做出修改，废除了流氓罪。
出狱后，惠利名没在西安多呆一天，收拾行李直接南下广东，先在昔日狱友开设的一家电子线路厂打工，此后辗转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在广东期间，他一直对所有人隐瞒自己的历史，“讲到那一段就跳过去。”
1980年代，惠利名个体摄影生意一天的收入比当时人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在一家灯具厂做一些行政管理事务，每天收入50元。惠利名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被捕前就离婚了，至今再未婚娶，膝下无子。他的户口仍然挂在西安父亲的户口本上。
惠利名现在节衣缩食，准备存些钱，等10月份父亲八十大寿时回西安为父亲祝寿。最近他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说，“你还是回西安吧，死也死在西安啊。”惠利名嘴上答应着，但内心却非常坚决，“我不可能回西安了，我厌恶那个城市。我肯定死在外面。”
对于未来的生活，惠利名并无打算，这个在1980年代十分时髦的人，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黑瘦的中年人，“听天由命吧。”他说。惠利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身后的公园里放着音乐，成群结队的人在音乐下跳舞，腰身扭动，灯光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