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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拍《长城》的妥协，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会发脾气，但他没有。”他也并不喜欢《长城》的海报，只是从没提起过，“没人问我我就不说。各种事上我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人和我谈”。
张艺谋身上很多特点，都很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他今年66岁，还是一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黑发。一天只吃一到两顿饭，睡四或五个小时，能量条却强悍到了反人类的地步。普通人的脸大多不对称，然而他大到骨骼五官，小到眼袋皱纹，两边脸几乎都能做到对应平衡，相映成趣，法令纹几乎延伸到下巴，箍出一组完整的括号——在封建迷信里倒是有说法的：法令深长过口，属吉。但是，过深、过长的话，“为人固执、自我中心、孤独”。
最难解释的，当属他的招黑体质。从他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成功吸引了各种阵营、各个角度的批评。1980年代主要是“向西方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1990年代后期则是“粉饰现实”、“为政府做宣传”，2000年以来，他被看作先人一步地臣服于市场，更敏锐一点的，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于学术界，张艺谋像一个不可多得的木人桩，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表现主义到女性主义，各种理论新招都可以用他练手。延伸到舆论，批评张艺谋就像语文教育的总结中心思想一样，生产出了一套完整而抽象的表述和语汇，比如迷恋权力、追逐名利、形式空洞、价值混乱……从作品阐释到为人，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嫌弃张艺谋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整个中国的文化人士，阶层不论上下，阵营无分左右，前嫌冰释，空前一致——一个人要具备怎样的磁场才能解锁上述成就，这大概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有趣的是，他身上确实出现过谜之遭遇。张艺谋的两任文学顾问，王斌与周晓枫，都写过他1985年拍摄《大阅兵》期间的UFO事件。当时在场共有七人，旁人都是手里搬着器材，眼里看着飞碟，嘴上议论纷纷，唯张艺谋杵在原地，出现了暂时失去记忆的“灵魂出窍”。王斌的描述里，张艺谋恢复意识的时候一车器材都已经卸完了；在周晓枫的笔下，他回神之后还来得及搬一两趟东西，看到飞碟的光束向内收敛，且能理智判断“不是飞走，而是渐渐隐没”。飞碟消失之后，原地出现了一朵“核爆炸”似的蘑菇云，还是粉红色的。
他没有记忆的几分钟里经历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地球人知晓。周晓枫调侃张艺谋“几近病态”的工作态度和能量，可能就是那时被外星人扫描了大脑。按照这个逻辑，他开挂似的招黑体质，莫非是扫描之后，顺手被附赠了一颗神秘芯片？
不不不，张艺谋的招黑史远早于UFO。他进北京电影学院不久，便有大字报质疑美术系扩招某学生的合理性，随后，超过报考年龄、破格录取的“摄影系的张某某”也被牵连了进来，张艺谋差一点就没法留在学校。毕业后，他和该美术系同学都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如今，他依然是北漂，跟这个也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算真的有外星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也只可能是，连他们都感受到了在这个地球生物身上，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能量波动存在。
但在张艺谋那里，哪有那么多玄而虚之。“这就是性格决定的。”他干脆地对腾讯娱乐说，相比用轻巧好玩的段子一笔带过，他更愿意认真而无趣地剖析自己：“我喜欢做事，喜欢就不抱怨，哪怕做出来不被人理解，别人要从其他地方去想、去说，那我也不解释。别人怎么说你看看就完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的，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见到张艺谋的时候，他只穿一件黑色短袖polo衫。虽然室内有暖气，但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他不冷吗？
几分钟后，这种疑惑消失了。传奇影业的会议室里，讲得兴起的张艺谋挥舞着胳膊，他模仿某些批评之荒谬时，自己先笑着跌进椅子里；解释好莱坞版图之大，伸着双臂整个上身扑在桌子上。想起周晓枫曾描述，张艺谋谈剧本时总武打片似的“满场飞”：他曾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在工厂时围追一个疯子的情景，除了表演疯子和工人，他还演迎面而来的火车——嘴里鸣笛，双臂车轮运动，“满脸都是东方红火车头的表情”。
这就是张艺谋的方式。
他把人分成两类：“干活儿的”和“谈活儿的”。“你到剧组一看就明白了，穿工装的就是干活儿的，我早期就是这样，穿个土黄色的背心，身上各种兜，像民工。穿成西装革履的，就是谈活儿的。”
早年间，他“干活儿”的样子通过各种照片深入人心：夏天大汗衫，冬天军大衣。有一张他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演员合影，所有人西装笔挺、旗袍袅娜，唯有导演笑呵呵穿着军大衣半蹲在地上，双手拢在袖子里“农民揣”。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片段。
巩俐曾回忆有一年两人在广州火车站，她去见个朋友，让张艺谋原地看着东西，回来发现位置被一群民工占领，张艺谋却不见了。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就在民工中间谈笑风生，“混为一体，难分彼此”。
出席重大场合也是类似形象。1988年他站在金熊奖领奖台上，深灰西装、浅蓝衬衣、鲜红领带，笑得合不拢嘴。1993年法国使馆给他颁发骑士勋章，他粉t恤、白裤子，又套了件灰西装。《张艺谋的作业》作者方希感觉，“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
“早期我是很不讲究的，品味也不高。其实到现在我都不会打领带。”他对我们解释。
但这个在我们面前的张艺谋，黑衣黑裤，自矜地不显出任何logo。方希曾仔细观察他的穿着，认为“不张扬，细看讲究”。
这使他如今看起来更像一个颇有身份的“谈活儿的”。他出席各种电影节和社会活动，有时也为别人站台宣传，每逢自己的电影上映前，还会有一段相当密集的接受采访的时间。而在他这个级别的导演里，张艺谋属于高产者，这也就意味着，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一大波张艺谋专访以奔涌之势攻占各大媒体——或许堪比60年一遇的饕餮？
更不用说，以他现在的知名度，都不用开口，露个面甚至具个名就已是开题。从奥运会开幕式到G20开幕式，张艺谋这三个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表国家形象。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他一身中山装的模样。侯孝贤曾在采访时颇为“友尽”地说：“我在东京看到他时，感觉他就像一个政治局的常委。”
那次侯孝贤很不客气地对《新京报》记者说：“我感觉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所以他会一次次地看形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看他调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多数不喜欢张艺谋的人都持类似评论——逻辑大体是：一个好端端的、“土生土长”的、具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第五代导演，先去投诚市场，又去趋近体制，将一身才华全去零沽了现实利好，从此再拍不出合格的电影——用贾宝玉的话说，“禄蠹”。
他的形象变化成为这种自由心证中重要的论据。虽然，他其实并不是农民。“我就插了3年队，但被说了一辈子农民，这也挺好，农民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他对我们说。
在他看来，形象变化并不影响“干活儿的”属性，甚至很多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干活儿：“你谈广告时穿成干活儿的去谈活儿，人家不给你，说你没有艺术感觉，像工人。”
“那你有专门穿去谈活儿的衣服吗？”腾讯娱乐问他。
“基本上没有，我就是出席活动穿中山装，因为省事，不打领带，不穿衬衣，里面还穿个T恤衫，（扣子）一扣就去了，捂着就完了。就穿那么几十分钟，完了就完了。其他情况我一般还是生活装，但我知道今天有事，那就穿个黑色、规矩一点就完了。”张艺谋用了好多个“就完了”，听起来对形象输出这件事，全无耐心。
最重要的一次造型飞跃是高仓健的影响，相比身份使然、品味提升，或者省得麻烦，促成他升级的最大因素是人情。2004年两人合作《千里走单骑》，在日本做后期的时候，高仓健约张艺谋逛街，送了他三件衣服。“他其实是把店包了下来，没有其他人，衣服他也早已经挑好了。他一边装作逛的样子，一边语重心长跟我说，你可以穿这个牌子，经济上可以负担，也没有明显logo。它很舒服，不是好，是舒服、低调。”
“我马上领悟这是高仓健先生对我的批评，他觉得我瞎穿，但他也不能直说。我特别不好意思，马上把牌子记下来了，从这之后我才有了所谓的品牌意识。”张艺谋说。
作家周晓枫2006年进入张艺谋工作室任文学顾问，在她看来，相比生活中其他地方，那时的张艺谋对形象问题已经还算讲究，可能“属于公众人物的某种职业道德”——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毕竟采访途中，工作人员敲门问张艺谋午饭吃什么，他漫不经心地摆了下手：“肉夹馍。”
在《宿命：孤独张艺谋》里，周晓枫曾详细介绍张艺谋的裤子。市面上的成品裤子对张艺谋来说“活动不自在”，专门找制装师订做了适合自己的款式：好面料、黑色、绳带、瘦腿、下端收口，裤脚可以收到靴子里。在《长城》发布会上，张艺谋穿的就是这样的裤子。
我们能理解这是一种经过设计与改良的全功能高配版工服，既满足“干活儿”的核心诉求，又体现良好品位、照顾大众审美、满足对公众人物的形象需求。但求全心切，有时候也顾此失彼，方希就曾描述：“他说话时会动不动站起来，抡开了比划、扮演，有时动作幅度太大，他习惯性要时不时把宽松的裤子往上提提，于是就能不断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裤子；坐下、站起、提裤子。循环往复。”
似乎也有一点像如今这个方方面面斟酌顾虑，在别人面前——也包括他自己——还是有许多毛病可挑的张艺谋。但不管怎样，成为现在的张艺谋，都已经是他对自己最好的设计。
喜欢穿黑色衣服的张艺谋。
据周晓枫书中描述，张艺谋在国外的时候得空会逛逛商场，但又补充：“张艺谋不喜欢别人说他逛店的事儿，觉得购物不是老爷们的爱好，不体面、庸俗、显得‘低级趣味’。”
果然，我们问他平时怎么挑衣服时，他说：“我就看那几个牌子、几个款式，半个小时就逛完了。”
“那你会帮别人挑衣服吗？”
“基本不帮。我只知道我要穿什么，也从来不做变化。”他继续快速终结话题。
“那戏装是你挑吗？”
“戏装当然是你定啊。因为你要讲故事，要形象思维，你当然要知道这个人物要穿什么。现实中我不太注意别人穿什么，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拍过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比如什么模特的电影，如果我要拍一个那个的话，我会学习那个行业的许多东西，可能我的品位会更提高吧。”
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实用主义：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值得他花时间与精力。
方希在书中介绍，张艺谋因为身份原因，从来就有一种“工具化”的意识：“工具化就是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在张艺谋的观点里，工具并非贬义，有用则是他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观。方希描述了他解释时的样子：“张艺谋忽然声音一低，脸上浮现一些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这或许能理解，像他这个级别的“别人家导演”或务虚高蹈，或深刻批判，总能奉出个漂亮的形而上核心，张艺谋没有，他连装都懒得装一个出来：“我就是个干活儿的。”
也能理解他“谈活儿”与“干活儿”两分法中的褒贬取向：“谈活儿的永远比干活儿的容易，找毛病还不容易吗，找你没有的还不容易吗？这样不对，那样才对。但干活儿的很多时候是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张艺谋并非不善言辞，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为他在业务上超强的表达能力——以及配套的体力——叹为观止并饱受折磨。但“谈活儿”还需要具备一定的kol特质，输出形象、传播理念、普渡众生。
这些从来不是他最关注的。在人生的前30年里，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干活儿的人，而后，他全力以赴地干活，以证明自己的有用。摇着扇子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轻松，从来不属于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带着那张严肃到苦闷的脸，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地干活儿。
他其实并非天然属于“干活儿”阵营。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医学教授，父亲兄弟仨都是黄埔军校生，再往上，他的爷爷是临潼大户，祖屋比乔家大院“只大不小”。
那有什么用。从小他就背负家庭成分的压力，成绩再好也没法入团，更不用指望上大学。他的父亲曾提出离婚，以减少“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身份对这个家庭产生的持续影响，张艺谋在被窝里装睡偷听，默默流泪。
父母没有离婚，但母亲叮嘱过张艺谋：“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
他努力“有用”，也确实因此改变了命运：一个黑五类在下乡时通过给老乡画毛主席像，迅速刷上了友好度；会打篮球让他突破出身，特招进了国棉八厂；而摄影技术又让他在工厂从车间辅助工被借调到工会做宣传工作，后来更是因此破格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而从大三开始自学导演，是张艺谋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的原因。
这还是取得现实成效的，更多努力未必直通“有用”，但那种“从不虚度光阴”、“正在变得有用”的感觉，一样能给他激励。在棉纺厂当辅助工的时候，他负责清理工厂地下的吸尘装置，戴三层口罩下去，出来之后只有眼白是白的。两次清理之间可以有一段休息时间，别的工人抽烟、聊天，张艺谋背诗词。“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曾解释，“我就想，多学一点，艺不压身，总是好的吧。”
别人以为他一拿到相机、一出手拍片就技惊四座，他自己知道，那一张照片里，折叠的是之前3年里，他抄了几十万字的摄影书籍。而回顾电影学院那四年，他曾自夸道：“那时候的同学都挺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勤奋，但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至少是最勤奋的之一。”
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把自身都作为“用”的一部分——他那些为了“有用”的努力，并不是出于现实功利考虑，而是代表了他的自我价值实现。就像风雨飘摇中手边就这唯一一把桨，用久了，工具也成了意义本身。
他在人前越沉默，私下越勤奋，落差越大，展示成果就越是一鸣惊人——别人那一惊里，端的是他所有的自尊。
张艺谋上大学是破格录取，没政审、没体检、没考试，随时有走人的风险，为此极尽识相，尽力低调。而同学们很多来自电影世家，见多识广，他年纪最大，却样样需要补课：内部电影让他看得弹眼落睛，艺术影展让他否定了过去的自己，甚至北京饭店的自动门开开合合，都能让他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个小时——这样一个人，当初就算想走“谈活儿”道路，也得有点可谈的不是？
他唯一的证明自己的渠道，就是干活儿。以陈凯歌当年在电影学院的风头，看西安来的大龄青年张艺谋不过“貌不惊人”、“没什么动静”的印象。直到有次在摄影展上见了张艺谋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生了好感，还找他谈过毕业后一起合作——而他也不是唯一这么建议的导演系同学。
这当然是重要的认可。但到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做一个摄影师与导演系的同学搭班，根本不是张艺谋的抱负。陈凯歌很快也发现了，合作《黄土地》的时候，有次在黄土高原等天气拍摄，仰头看天时，陈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以张艺谋的性格，他的心气当然不可能是高谈阔论表达出来的，无非便是，同行之间见了手艺的心领神会：对方露的那一手里，下过多少功夫，又藏了多少自许。在这个角度，张艺谋对穿着打扮有多随意，对外界批评有多沉默，那也只是证明了，他对自己的手艺有多自恃——在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标准里，只有那才是有用的。
张艺谋与陈凯歌。
理解了张艺谋的“干活儿论”和“有用说”，或许才能理解，为什么是他拍了《长城》，以及他为什么拍《长城》。“我相信一般导演会崩溃的。”张艺谋相当直接地对我们说。
这段时间连篇累牍的报道里，有关传奇影业CEO“在长城上打小怪兽”的心血来潮，三个编剧历经七年的创作经历，以及我们借水行船的张艺谋导演带着中国文化走进好莱坞、走向世界的勇敢尝试，已经像话本故事一样传唱。一个戏剧化的细节反复被渲染——初定导演的时候，传奇的老板问：“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制片人罗异答：“有啊，奥运会。”
在官方解释中，相比一部超级大片，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时间更久，阵仗更大，调度更复杂——一个导演连这都能顺利完成，拍《长城》自然不成问题。
但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妥协。
大众观点里，妥协是最不应该与“艺术家”发生关联的一个词，无论之后对接的是什么，都会被看作是牺牲艺术自由来完成某种交换——名、利、人情，或者权力。
张艺谋的不讨人喜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妥协——或者说，认命——是张艺谋的生存之道。他几乎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电影学院在他大二时建议这个破格录取的学生结束学习的时候，他写信问家乡的朋友有没有工作机会；毕业被分配去广西，别的同学群情激愤，只有他表示“去就去吧”；至于他一言难尽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妥协，有一部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足足用8集的体量作了记录。
“他摸索了一套在中国工作的规律，知道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评价。
这套规律里包含妥协，但也不止妥协。他做好了回西安工作的准备，但同时也写申请给学校请求继续学习，最后被允许完成四年的学业；分配通知下发前，他争取去潇湘厂未果，到了广西厂，他和同学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就算在彩排前一个月，原来的开幕式方案被上级全面否决，所有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张艺谋一句怨言也没有，重新开始张罗新的想法，仿佛一个没脾气的泥人——最后，他更新了自己的代表作，有关2008奥运开幕式的豆瓣评分，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的最高分：9.5分。
“妥协和坚持，边妥协，边坚持。”张艺谋对我们解释。
这是他的“干活儿”智慧，两者缺一不可。他从来不是那种放手一搏不管不顾的人，再坏的处境，他先接受下来，再找破局的可能。相比妥协的委屈，一无所有可能才带给他更大的恐慌，不如先占上个初始分，反正可以靠自己，从1一点点经营到100——他的目标和心气始终没有变，这一点，可以有效消解妥协带来的负面情绪。
“妥协是很现实的办法，但他还不甘心，创作要维持不甘心很难。”参与奥运开幕式创意小组的陈丹青评价他。
这么多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遇到的几乎只有一种玩法。像他对我们所说的，从业以来，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满意的剧本，“那种改一个星期就能拍的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遇到。”他已经习惯了从一个差强人意的起点出发，东西先拿到手里，再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这种缝补过程是否也构成他工作乐趣的一部分。剧本不满意，他从拍上一部作品的时候就开始修改，“第一部戏开始就是这样了”。演员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在镜头里看起来会演戏：一个镜头多拍几遍，总会找到他能用的3秒钟。
但到《长城》，他需要做的妥协又有不同。“每个镜头第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都会发脾气，但是他没有。”
电影《长城》。
中国人或许会对“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这类发问感到莫名其妙，但在传奇、在好莱坞，在任何一部1.5亿美元投资的大片中，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类全球大片，在美国也就是六大能拍，商业压力很大，连续两部要是毁了，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在他们的工业体系里，分类是细致的，流程是固定的，导演队伍也是分着行的。比如我在他们看来就不属于这行的导演，不仅我，李安同志也不属于，或者伊纳里多也不属于这一行。反而可能会选择一些广告出身的导演，年轻，好指挥，也听话，剧本打磨好了，他们把视觉上做的很炫，也挺棒的。”张艺谋说。
所以在《长城》里，虽不年轻的张艺谋也必须遵从“好指挥”、“听话”的标准：每天拍摄后，他得把素材传回美国审看；现场如果修改几句台词，得报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通过；甚至在他30年的导演经验中，第一次被要求补拍，而他也确实执行了。
剪辑权也不完全在他手上。《长城》中张涵予扮演的主帅的出殡仪式是张艺谋在修改剧本时加入的，但剪辑时差一点没有保留。于此节演唱秦腔的音乐人赵牧阳展示了一封张艺谋来信：“你在长城上的演唱，美国人本来要剪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跟他们急了，才保住。”
中国的一线导演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被拿捏，不憋屈吗？
“有时候会有。”他对我们说。“我说很多导演会崩溃，就是说他的艺术个性、自我表现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可能就会转而成为（理解为）人跟人的关系，转而成为你对我不尊重，转而成为凭什么我得陪你们这么做，等等等等，就会扭曲。这个流程和我们原来的流程是两个流程，所以有时候会有。”
在中国导演梯队里，张艺谋已经可以算是最没有艺术家脾气的艺术家了——就像有投资人表示，张艺谋品牌容易对接资本，除了渠道之外，因为他从来没有“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毛病。但毕竟，他还是为一个镜头可以从上午11点反复拍到下午6点的、为一个画面可以要求剧组从山上踩出一条路的艺术工作者，连这点创作空间都没有，他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你要借水行船，是你要借人家的航道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给全世界年轻人看一个中国故事，你还要人改航道，人家不就走了。”
“先定一个小目标。”我们玩笑道。
这个长得像兵马俑一样严肃的导演并没有接这个哏，他正色道：“这可不是小目标。”
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反复解释的：做一个入门级产品，将简化的中国元素裹挟在爆米花电影中传播；尝试与好莱坞的“重工业”部门合作，体验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作流程；甚至，为中国导演蹚路，“我跟电影学院的学生说，如果《长城》成功了，六大就会到你们中间来找王艺谋、李艺谋，他们是为了钱，但对你们来说，是新的可能性。”
当然，世界是多元的。有人觉得小目标，有人觉得大件事，也有人觉得，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拍电影，看电影，如是而已。其他都不重要。”编剧史航对我们说。
但我们也相信，这些是张艺谋的真心话，否则，他大可以回到《归来》这样的文艺片，低成本，见功力，没有票房压力，市场与口碑的风险都更低，还能顺水推舟地为评论家们送上“张艺谋归来”——而非如今的“张艺谋已死”——之类的标题，对一个66岁的老艺术家来说，不应该是他当下的工作方向吗？
但那就不是张艺谋了。对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文艺片与商业片“两条腿”走路的训练，工业体系的深入体验，技巧、手艺的锤炼与创新，以及，在中国与中国电影的责任感甚至使命感的驱使下的行动，对他来说才有意义，比所谓的爱惜羽毛，有用得多得多。
《长城》发布会上的张艺谋。
相比许多影评人对《长城》的批评，许多电影从业者却表达了对张艺谋的理解。连著名的以艺术为唯一指归的拖延症患者王家卫，都为一篇力挺张艺谋的尝试的微博点赞。
有趣的是，张艺谋在我们的采访中，也提到了王家卫。讲到制片人体制和导演体制的差别时，张艺谋举了个例子：“比如他（制片方）告诉你，预算不可以，这场戏必须剪掉。中国导演就不干了。中国导演在片场是皇帝：我就得这么拍，你追加预算，不够，再追加。我拍三年，王家卫哥们儿他拍五年，你管得着吗？我出来好就行，我慢工出细活啊。你还要不要我这艺术？你不就是为我这艺术来的？要不要我这感觉？那就投啊，你不投换人，让他来。完成艺术谁最大，我最大呀！——我们是这样的体系。”
我们看他绘声绘色演完，回复道：“哦，这不也挺好吗。”
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反应，顿了一下：“是很好，但不是在说两个体系吗。”
那些确实都是很好很好的，只是落在张艺谋身上，他从来没有那么恣意过。
此前他采访中就表示过佩服王家卫，“我觉得王家卫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建了组打草稿，我天，大组都建起来了打草稿，拍了两个月可以不要，我就很佩服王家卫可以把一切撂到后头去，管你挣钱不挣钱，管你演员骂不骂，管你对得起对不起谁，我就是要这口。”
张艺谋恰是对立面，他一直以来颇有点自豪的，是“没亏过钱”。“早期的文艺片也没亏过啊。最早期的是计划经济，那个就不说了。计划经济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话题。自进入这个市场经济之后呢，大小我觉得应该都没有亏过。国内没有收回投资，再加上国外的票房，基本上不会血本无归。”他曾对媒体说。
二张纠纷时，他跟周晓枫聊到自己在新画面枉担虚名，没有实际收入，甚至没得到相应片酬，都是点到即止。周晓枫回忆：“聊了不长时间，张艺谋说不谈这个了。”但对于张伟平在外宣称实际制作费大约在一亿二、三的《金陵十三钗》投资达六亿五，张艺谋耿耿于怀，对周晓枫抱怨：“这算不算欺诈啊？六亿五？张伟平把我弄成了一个挥金如土的烧钱土财主，多招人讨厌啊！”
这可能是张艺谋最为“爱惜羽毛”的地方了：他的正当收入被人吞没，他不争取；他的电影与人生被种种诛心之论，他也不解释；唯独被说成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土财主——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比这严重的污名——他倒受不了了。周晓枫描述，在《金陵十三钗》宣传期，张艺谋反常地都没有配合张伟平的口径，“即使在媒体追问下也不愿确认这个数字。”
不仅没亏过投资人，也没乱花国家的钱。奥运开幕式小组的同事们回忆他：“很有预算概念。包括指导别人怎么做，首先问会不会太贵了，花那么多钱肯定不行，不能超预算。”他自己跟厂家还价，甚至用自己跟厂家担保：体制内需要走漫长的拨款流程，而排练赶着要成品，张艺谋往往会在此时出面协商，熟练地向厂家代表作出承诺、亲切握手、签名并合影留念，像走完全套担保程序。
在这些时候，他像一个忠诚的、有效的、且深以自己的职业操守为傲的代理人。但这样的优点，放在做艺术上是否有同样效果，有待商榷。有媒体曾表示觉得《金陵十三钗》离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差一口气，他回答：“那口气我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定位，当要求电影挣钱的时候，会差那口气，就是当时一定要求这个电影挣钱。”
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他一贯的向张伟平的妥协：《满城尽带黄金甲》强塞了周杰伦，《三枪拍案惊奇》启用了小沈阳，《金陵十三钗》补拍了贝尔倪妮的床戏。但二张分手，张艺谋就停止妥协了吗？那又如何解释《长城》中那一长串中国卡司？
“张艺谋跟新画面公司合作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不良影响。张伟平跟他绝少讨论艺术上的探索，总是谈哪个演员红，怎么能够增加票房。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张艺谋的思维方式。张艺谋以前的电影多牛啊……他不看市场的脸色，孤往绝诣，他的电影才能独特、纯粹而有力。后来，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我想起他的妥协，遗憾又心痛。”写于2014年的书里，周晓枫这么解释——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么看他。
但张艺谋真的这么容易妥协的话，似乎很难解释他同时还在不断启用、训练新演员，其中有些甚至没有任何表演经验。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对电影类型以及相关市场有明确的考虑与预期。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窦骁回忆在《山楂树之恋》(电视剧版 电影版)里，他一个镜头演了112遍，已经到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什么的境地。而《长城》中，景甜介绍自己进组第一场戏，一遍过。
这111遍的差别，显然不是演技水准上的，更大的可能是，导演对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考虑标准上的：前者可以反复琢磨到让他满意为止，后者则会根据具体的现实条件，作出一些让步。
就像他和摄影师赵小丁曾在《十面埋伏》拍摄过程中有一次矛盾，赵小丁认为等云层散去、太阳出来再拍效果更好，然而张艺谋要求直接开拍，后来他向赵小丁解释：“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电影，很多明星的档期就在这几天，如果我们不抓紧拍，可能演员的时间就没有了，这不是你再多花钱多留他几天续约能解决的事。”
张艺谋认为，一个导演能拍出好作品有三个决定因素：碰到好的剧本、碰到好的演员，碰到好的自己。他觉得要做到三好很难，“有人这种时刻很多，那真的是有天才，有时候甚至是旷世之作，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但我觉得特别特别难，我们现在首先是剧本荒，第一步就要打磨很长很长时间。”
他向我们解释了第三点：“导演就是一个现场做决定的人，好的自己，就是这个状态下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基本没有犯错误。”
在这个角度，他佩服王家卫的地方，或许是对方做决定的时候，且不论对错，受到的干扰因素更少。毕竟在他自己，很多决定上，考虑的内容超过了电影本身，比如，一遍过；比如，马上拍；比如，不能亏。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张艺谋”，一个高票用户列举了很多片场感受与听说的细节，结论方向是：做人nice，脾气好，不发火，尊重弱势群体，等等。很显然，在这些表征中，体现是一个具体的、平易的、顾虑周详的、时常换位思考的、也就常常会被电影之外的因素干扰的好人张艺谋，但能否就推导为一个好导演，尚可两说。
“张艺谋就像是海鸥乔纳森，本来他的飞行已经可以通向自由，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就感受到了地心引力，根据他接受到的地心引力变化了自己的飞行轨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史航对我们说。
但，谁让这只海鸥对地心引力的敏感程度与顾及程度，比那只叫王家卫的强烈得多呢。毕竟，每只海鸥独创的飞行习惯，才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也有妥协。
在张艺谋做过的不计其数的决定中，有一个影响至今——使他被认为是歌颂集权、迎合国家主义、主张为了大一统可以牺牲个体生命的代表，引起了大量反感，有关他电影甚至他个人的政治意图的解读就此滥觞。
对，就是《英雄》(电影版、美剧版)的结尾。秦王与刺客表达完惺惺相惜之后，大王做了决定：“杀。”蝗虫似的飞箭把刺客钉死在宫门，而大王不是不痛苦但那有什么用地流下了眼泪。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在与台湾(专题)影评人焦雄屏的对谈中，他曾表示闪念要补一个镜头；在记者商羊的采访中，这个镜头甚至已经拍出来了——多了10秒钟。以我们的理解，可能前者更接近于那个习惯自我审查的张艺谋，但他描述的镜头内容是一致的：刺客被杀后，群臣内侍，或哈哈大笑，或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
在这可能的另一个结尾中，刺客的舍身取义被消解，大王精于权谋计算而毫无人心，使之前的“为了更高目标之共识之牺牲”显得像个反讽。“一切都是假的，李连杰上当了。”他曾说，“如果我补了这个镜头，是不是意识形态屁股就坐正了？”
但他做出了决定，取消了那种可能。“这么做的话，梁朝伟他们的牺牲会非常可笑。”
这又是张艺谋的性格特点。他的电影当中，基本没有出现过一个“导演我最聪明”的、凌驾的反转结尾，也很少消解意义，相反，他谈戏的时候，很多时刻都需要把握一个意义核心，再出发去构建故事。
像《英雄》里的刺客无名体现的那样，“牺牲”就是张艺谋喜欢乃至信奉的命题，《长城》里他就给五军加上了这样的价值观，“让世界上一亿年轻人看到中国人不怕死，虽然打的是莫名其妙的怪兽，但中国人勇敢、信任、牺牲。”他对我们说。
《英雄》中恢弘的场面。
有一个观点说张艺谋无情，“他的骨头是冷的”，或许是没有看到他在这点上，几乎要热泪盈眶的、中二般的热爱。
他也喜欢“士为知己者死”。无名为秦王而死，他看到的背后的动机并非服膺，而是理解：“那种为了知己不顾一切的做法，那股热血（视频），那一下子使劲，那种刹那的赴死……非常震撼和感染我！这是我心中的侠义之情，就像我们看以前的黑社会电影，那些人为了自己的老大那种切指、开枪，就那一下子，很带劲——其实他们为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不值得的人，或就是一个坏人，但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那股劲！使那股劲的过程！非常动人！”他曾对记者说。
这可能导致了，《长城》没有像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大片那样，西方男性得到了东方女性的爱慕和身体。原来的结尾是“庸俗的滚床单”，张艺谋坚持改成了现在的“战士的惺惺相惜、英雄的心心相印”。是否脱离了庸俗不好说，但是，至少，很张艺谋。
在这个角度，张艺谋如此在意“没亏过钱”、在意“挥金如土土财主”，关注点未必是钱。他在乎的是，“你既信我，我不负你”。
这是张艺谋向往的美学、价值观与相处之道。他回忆高仓健的时候，关键词就是“士之徳操”：“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而高仓健又特别欣赏他：“很想有张艺谋这样的儿子。”
这大概是两个同样沉默而深情的人的相互理解。曾有媒体报道张艺谋如何与家人疏远，令老母在西安独居，周晓枫问张艺谋为何不解释——她都曾陪张艺谋母亲在北京看戏。张艺谋举了高仓健的例子：高仓健没有出席母亲的追悼会，导致媒体一派批评，但守墓人却发现高仓健在墓园守了一晚。在云南拍《千里走单骑》时，高仓健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每天有一束鲜花送到房间——后来他发现高仓健随身带着母亲的照片，以鲜花供奉。
《千里走单骑》是张艺谋为高仓健度身打造的剧本，高仓健剧中名字高田刚一，就是原名小田刚一和艺名的变体。人物是个极其沉默的父亲，一个人生活，独自看海，对家人一言不发——画外音之外，人物第一次开口，得到他来到另一个国度以后了。在中国，他看到有人想念儿子当场大哭：“我非常羡慕，能够肆无忌惮地大哭，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高仓健的台词，何尝不是张艺谋的内心。
他们都极其重视别人给予的好意，自己却不具备相应的表达通道。云南拍戏时，一个场工给高仓健打伞，打了三天，高仓健觉得实在不能受——他脱下腕表送给场工，自己去站在阴凉处。而分手之前，张艺谋对张伟平言听计从，义务打工多年，一定意义上，也是他对接受到的情意的回馈。普通人看来，这样的交换绝对可以算是吃亏，但在当事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恨，自己未能有更多的可以付出。
在这个角度理解张艺谋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推崇，或许那就是，他所能想到的，恰如其分的体现情感浓烈程度的表达方式。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同类。陈丹青因张艺谋结识了高仓健，后来他在日本拜访过高仓健。“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临别时，高仓健也脱下腕表相赠，陈丹青解读：“显然高仓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或许，真的是旁人眼里看到的那样，因为孤独。张艺谋在日本和高仓健在酒店见面，看到所有日本人都对高仓健保持敬意，远远的鞠一个躬，随后离开，并不求为他所知。而张艺谋，他的孤独相比高仓健，似乎还更难堪一些，“国师这个说法，就是把他恶意架到一个高位，当靶子才这么叫的。”史航说。
我们采访张艺谋的时候，他正在给《长城》海报签字，要求把金色签字笔换成黑色的，以和深灰色的海报背景相配，“这是美国人喜欢的风格。”他说。
那你自己会怎么设计？“我觉得要加点悬疑，比如伸一个爪子，或者远远的一个眼睛，毕竟是饕餮嘛，现在这样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大片海报，没什么新创意。”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提出建议。“没人问我这个事情，我就不说，交给大家就好，做好了大家高兴，做不好也别抱怨。谁让你个儿大呢，人家在你面前都有压力，你一说人家听还是不听，就把人家节奏打乱了。”他顿了一下，又说：”没人问我，我有各种想法，不光是电影，天文地理，各个门类的艺术，你各种事情上跟我谈，我都有想法，还常常是独到的见解，但是，没人跟我谈。”
他跟人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成因是敬也罢，嫌也罢，都是公众人物的代价。一定意义上，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张艺谋至今保持高产、保持“干活儿”的热衷，是因为，这让他不孤独。“我这么一堆老伙伴，不拍电影，有什么理由把大伙儿聚在一起啊。”他曾经这样对史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