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川普与马云(专题)的会谈，促进中美经贸的双赢只是一方面，实际上背后缠绕着一系列复杂的利益纽带，有其必然性。
无论是美国当选总统一贯感情饱满的“Great Things”还是中国商人低声附和的“Small Business”，两位在各自国家都与政治中枢关联密切的知名富商联合放出豪言：“让100万个美国小企业在阿里平台上售卖产品”。
这个提议并不陌生，阿里巴巴总裁、前高盛CEO热门候选者迈克·埃文斯在阿里履新伊始，便已经成为说服美国品牌在阿里平台上开设电商店铺的牵头人。如果再等一年，埃文斯的时运可能不止于横跨大洋的电商业务。因为，2016年埃文斯背后的“高盛系”已经成为美国当选总统执政班子的关键词。
9日早上，川普在纽约(专题)川普大厦会见了马云。（美联社）
一次价值连城的会面
除了埃文斯的努力，川普的女婿（伊万卡的丈夫）也和中美经贸在阿里平台的合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纽约时报》报道，
库什纳是一位在中国拥有丰富人脉的年轻商业家，他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包括安邦保险的董事长吴小晖、香港(专题)富翁李嘉诚(专题)、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及一些受惠于投资移民(专题)的中国投资者。
库什纳在川普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作用意义可是不小。前一阵，当川普与蔡英文(专题)通话引起中国大陆不满时，白宫并没有直接致电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而是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库什纳去处理。
库什纳在说服川普选择高盛总裁为首席经济顾问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要知道，
川普之前在竞选中常常将华尔街巨头高盛列为攻击对象。
库什纳的力挺很难排除其经济动机，高盛公司曾向拥有38亿美元债务的库什纳公司借钱，同时也是库什纳创办的另一家房产技术公司的投资方，
另一重要投资者是阿里董事长马云。
另一个类似的巧合事件，是几日前华尔街律师克莱顿被川普提名为美国证监会（SEC）
主席。克莱顿与华尔街有着广泛联系，其业务专注于并购和融资，其中以参与了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工作最为外界所关注，其与前高盛高管埃文斯一起为250亿美元的天量融资立下功劳。
众所周知，美国证监会对阿里的调查已经跨年且尚未停止，大量的调查旷日持久且花费巨大。公开数据显示，在针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工作上，
阿里集团自2012年以来已经花了至少24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顿曾协助起草了一份评议信递交SEC，呼吁减少对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限制，他还在2011年撰文提议放松《反海外腐败法》。有分析认为，这一任命表明川普正在兑现竞选时减少金融监管的承诺，可以预测他将来的执政偏向于实际的利益。
作为一位商人，川普的商业利益与他的上任之路是分不开的，
而他也不太掩饰自己需要处理的复杂政商关系。
他和家人共同会见来自土耳其、阿根廷和日本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房地产项目合作伙伴，甚至并不讳言他入主白宫可能会帮助自己的家族聚揽财富。
川普无疑是重商的，甚至他一直以来强调的“反穆”议题也是可交易的筹码。他此前呼吁发布禁令，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名官员，曾要求将川普的名字从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川普大厦上去除。然而，当川普表示埃尔多安在一场政变失败之后严厉镇压异见者的做法是对的之后，对土耳其川普大厦采取行动的呼吁停止了。
会面背后的政治经济意图
川普曾在总统选战中及胜选后对美中贸易发表过态度强硬的言论，美国不少企业担心对华出口和投资将受影响。不过马云在与川普会谈后对记者说，川普有他的“考虑”，也有“解决办法”，他希望就此议题与阿里巴巴和中方进行讨论。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何茂春认为，川普与马云虽然谈的是中小企业贸易往来，实际核心却是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川普愿意与马云谈话，表明他欢迎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和解决美国就业问题，这是个积极信号。
他认为，川普要想提振美国经济的话，进一步扩大与外国企业的合作必不可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认为，这次会谈在川普就职前举行，“半官方”“半正式”性质明显。会谈本身是个好的开始，释放了积极信号，不过如何落实美国中小企业对华出口问题，还需等待今后情况再作判断。
刁大明认为，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马云帮助美国创造就业岗位，展现出今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其他一些可能性，以及一些新空间。
这次会谈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对等性在不断提升，刁大明表示，川普要想提振美国经济的话，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他达成目标。
与此同时，刁大明指出，川普的许多政策体现出“多面性”这一特点。比如他提名对外贸易方面持“鹰派”立场、曾抨击中国的彼得·纳瓦罗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也会见了马云，同意中美关系“应该加强”和“更友好”。另外，美俄关系也是体现川普“多面性”的例子。川普一面多次称赞俄罗斯(专题)总统普京，另一面却提名对俄强硬的退休将军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
刁大明称，总体看，川普的政策预计会以务实、逐利倾向为主，政策的可谈判性、可操作性空间或许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