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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左三）与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左一）在深圳。左四为习仲勋夫人齐心。
习远平
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已经远去。当年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们大都离开了我们。几天前，听到张勋甫叔叔去世的消息，还是让我感到有些突然。
多年来，我在深圳多次见过张勋甫叔叔，他是那种最不像“官”的老同志，穿着从来十分随意，一辈子不曾改变的山东莱芜口音，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每次见面，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起我父亲主政广东时的一些往事。作为深圳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他是深圳经济特区初创年代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见证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本色。有时生病住院也不住高干病房，宁愿和普通病友挤在一间病房。
一
1978 年，我父亲刚主政广东时，张勋甫同志是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初到广东，听取各部门的工作汇报时，我父亲就注意到了这个说话挺实在的老同志。
十年动乱，广东是重灾区之一。曾经的鱼米之乡，连人民群众的温饱都不能得到保障。临来广东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领导找我父亲谈话，向他交代的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另一方面则要求迅速遏制广东严重的“偷渡外逃”。因此，上任不久，他就来到了毗邻香港(专题)的宝安县考察。
当时，沿海地区的一些乡镇，青壮年基本都跑光了，许多地方田地无人耕种，生活十分困苦。这样的景象让父亲十分揪心。他向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提出，要到看守所去看望一下因“偷渡外逃”被关押的群众。他问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往香港跑，这位年轻人回答说：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我父亲又问其他一些被关押的群众，如果把你们放了，你们还会跑吗？几位被关押的群众不假思索地回答：还会跑，因为那边生活过得比这里好。这些被关押的群众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而我父亲与这些群众交谈之后心情更加沉重。
在沙头角边上的一个村庄，我父亲参观了一个搞来料加工的塑料花厂，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工厂可以打工，这个村里的年轻人外逃的就不多，这让我父亲十分感慨。他对陪同的方苞等同志说，一定要打破现有体制，多办一些这样的企业。
回到广州，我父亲就召集包括张勋甫同志在内的许多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开会，研究如何尽快搞好外贸出口，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我父亲让张勋甫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去宝安和珠海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让他带队去呢？张勋甫叔叔曾经回忆说，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他在计委负责外贸出口工作，而我父亲当时想在宝安兴办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利用宝安毗邻香港的优势，搞来料加工。我父亲当时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的边境城市。张勋甫同志对我父亲当时所说的这番话印象深刻。多年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引述过我父亲的这段话：“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还会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
二
1978 年四、五月间，中央曾经派出几个考察团分别到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访问考察。赴港澳地区的考察团返回内地路过广州时，向我父亲建议把毗邻港澳的宝安和珠海，升格成地级市，这样由省上直管，便于开展出口加工和对外贸易，这与我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但要同时将两个县升格为地级市，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父亲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这件事情居然不到半年就办成了。在向中央提出撤县改市的方案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张勋甫和方苞等同志向省里建议，将宝安改名为深圳。理由是深圳因紧靠香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而“ 圳”字从字面上解释为田中沟渠，有水有田，寓意也很吉祥。
1978 年12 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省委、省政府提议，将宝安和珠海升格为地级市。此举意义十分重大，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设立经济特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我父亲提议，省委作出决定，由张勋甫和吴健民分别出任深圳和珠海市委书记。选张勋甫同志任深圳市委书记，是因为此前由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就是由他带队前往宝安和珠海调研后起草的。为了协调省与市的关系，省委决定让他继续兼任省计委副主任。
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段只争朝夕的岁月。
从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上报宝安撤县改市，仅两个多月就得到批复，而从撤县改市到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到广州后，我父亲于1979 年1 月8 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批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段讲话为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争取“先走一步”，作了思想上的动员，也使深圳、珠海两地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三
深圳市刚成立，张勋甫、方苞等市委领导就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始描绘未来深圳的蓝图。为了落实省委的指示，尽快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上去，他们向省委提出在深圳搞一个“先富区”，决定将边境地区13 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这个“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 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确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深圳是广东最早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之一。为了确定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心，张勋甫同志带领市委一班人在一片荔枝园边选中了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办公地，在当时的乡间小道上，规划了60 米宽的城市主干道。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比香港更高的城市建设起点。
在听取张勋甫等同志向省委所作的汇报时，我父亲指出，深圳将来不仅要建成外贸出口基地，还要大力吸引外资，全面发展，尽快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
1979 年4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父亲是中南组会议召集人，王全国同志在小组会上按照省委决定，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提出体制改革的建议。我父亲不失时机地插话补充，希望不仅要决心改革经济体制，也要改革行政体制。4 月17 日，我父亲在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小组负责人汇报会上，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汇报时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我父亲还专门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谈到广东省拟在深圳、珠海设立“贸易合作区” 的设想，但如何定名还有争议。小平同志对我父亲说，还是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不是就是特区吗？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同志与我父亲的这番对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相识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我父亲当时为延安把守着“南大门” 也称“关中特区”。当时的关中特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小平同志在我父亲主政的关中特区所在地桃曲园驻扎过一段时间，对此印象深刻。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可以“先走一步”，“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批准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立“出口特区”。不久后，谷牧副总理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起草关于经济特区的有关文件。就设立特区的诸多问题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磋商。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除了谷牧副总理带来的工作小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以及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人也参加了修改。经过近一个月艰苦细致的讨论修改，这份凝聚着改革勇气与智慧的文件终于定稿，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设立经济特区的50 号文件，经济特区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四
创建特区，对于刚撤县建市不久的深圳，意义重大。特区究竟要搞多大，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当时却有不少争议。
张勋甫书记和深圳市委一班人希望在“先富区”的基础上搞，就是在32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设立特区，而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却只同意在很小的范围内搞。两边争执不下，态度都很激烈。
谷牧同志赞成我父亲提出的意见，明确表态，只能大搞、快搞。最后，我父亲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拍板，支持了张勋甫等深圳市委同志们的意见，决定要搞就要大搞，最后确定了深圳特区的范围是327.5 平方公里（当时经中央批准的珠海经济特区范围是6.8 平方公里、汕头经济特区面积是1.6 平方公里、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是2.5 平方公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正确，因为这个富有战略远见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成为四个经济特区的“排头兵”。
为了加强对经济特区的领导，经我父亲提议，省委研究决定，重新配备了深圳经济特区的领导班子，并明确特区管委会是省人民政府对特区统一管理的机构。深圳市委是一级党委，深圳特区必须在市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作为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张勋甫、方苞同志他们这一届的市委、市政府班子，为经济特区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住曾经走过的道路，铭记张勋甫同志在内的那些开拓者和建设者们为深圳崛起所作的贡献，就是不忘初心，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奋进的动力。
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那段峥嵘岁月已经远去，张勋甫叔叔这一代开拓者们的背影却不会远去，深南大道旁那尊拓荒牛，就是他们的精神写照。今天的年轻人在享受着特区建设成就，感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用智慧追逐创新驱动的科技梦想时，不应该忘记那些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们的背影并没有远去，他们闪光的足迹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