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上帝糊涂的周有光走了,他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让上帝糊涂的周有光走了,他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让上帝糊涂的周有光走了,他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文 | 王珍一

  今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而就在昨日,周有光先生刚刚度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出“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从关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他对百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100岁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周有光早年研读经济学,1929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任教,也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同时在一些金融机构兼职。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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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和汉语拼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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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视频)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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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和张允和

  周有光与妻子张张允和的感情同样感人。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有光妹妹的同学兼好友,因两家住得近,放假了经常在一起玩而相识。但当时的两人也仅止步于一面之缘。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而周有光也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当她再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时,她已被时光精心雕刻了,清丽脱俗,气质如兰,那一刻他爱上了她,于是他对她展开了温柔的追求攻势。

  张允和在79岁那年,以柔情细腻的笔触写了《温柔的防浪石堤》一文,追忆了那段青涩的初恋:“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字里行间漫溢着温柔而甜蜜的情愫。

  他们经历了甜蜜的爱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周有光却犹豫了起来,他写信给她,“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她并不介意,她一早就认定了他,她看中的是他的为人和内心。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她回了一封长信给他。大意是说,幸福不是你给的,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创造的。言语间尽显智慧和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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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当79岁的她写下这段话时,他们是幸福的,也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此生实现了最初的诺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性格完全不同,她活泼率性,说话直接,做事干脆利落,人称快嘴李翠莲。他沉稳持重,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但两人的性格却融合得很好,一如她所说的,“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一生趣事直到老。而这种“趣”,暗含着深沉的智慧,以及豁达与圆融的处世哲学。

  张允和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结婚的那一位。后来朋友戏说她犯规抢在了前头,她就瞪着周有光说:“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而一旁的周老哈哈大笑:“张允和这人最聪明,可她干的最蠢的事就是嫁给了周有光。”夫妻间幽默的调侃着实让人捧腹大笑,也足以见证两人感情的和睦和珍贵。

  婚后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周有光在大学教书,兼在银行工作。张允和教书之余,编副刊,将才情发挥到极致。在婚后的第二年,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儿子周晓平。她在书中幽默而深情地回忆,“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下岗后的张允和回归了家庭,打理家事,悉心照料一家老小,这让周有光后顾无忧,安心钻研汉语言事业,终成为语言学家。他对她充满了感激,对她一直都很好,也从来不跟她急。他们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体贴。而张允和虽然成了家庭主妇,但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喜好。她把大半生的光阴献给了昆曲,记载了几十本《昆曲日记》。晚年还编辑《水》的刊物,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把自己的艺术禀赋和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让上帝糊涂的周有光走了,他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在苦难的日子里,他们依旧坚守爱的诺言,不离不弃。文革(专题)初期,周有光被群众揪出来批斗,她冲过去保护他。那些人凶神恶煞地问她,什么立场?她大声镇定地回应:“我就是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立场?”大有一种凛然无惧的魄力。当他下放到干校后,也曾面临身体不佳的困扰。她一直挂念着他的身体,她不惧权势,据理力争,坚持要给他寄药,直到1971年周有光结束下放的日子。他们的心一直拧在一起,深念着对方,这份患难情深让人动容。

  他们的晚年在温馨的小屋中,深居简出。平日,两老相向而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怡然自得,两老无猜。家中有时高朋满座,他们聊昆曲,侃大山,谈艺术,充满了欢乐的趣味。

  张允和86岁才开始学电脑,而周有光就是她的老师。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要她脚一跺,撒下娇,他就乐呵呵地从书房中出来耐心地教她了。有一次她要给大姐张元和写信,她想打“亲爱的大姐……”没想到“爱”字一直打不出来,她着急了,娇滴滴地喊道,“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了,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有一位外国哲人也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

  张允和去世半年后,周有光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他将她的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作为永生的纪念。依旧是那个小屋,电视间有一个沙发床,而沙发床对面的五斗橱上放着一排放大了的张允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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