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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反复强调，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真正主角。蒋介石也说，应把杨看做是西北“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果说在西安事变前期，杨虎城与西北方面“三位一体”形式上的领袖张学良相比更像一条暗线，那么在西安事变后，随着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杨虎城则完全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三位一体”的实际领袖。本文摘自《国防参考》，作者周恒好、宋冰梦。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蕙兰、张学良、邵力子等（图源：VCG）
张学良晚年在恢复自由后曾讲出了“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出“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的话。此后，张学良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起“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主角”。
张学良缘何一再说起西安事变是杨虎城主导的？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了哪些方面的关键作用呢？近年来，随着有关西安事变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开，西安事变的诸多细节不断被披露，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逐渐为世人所知晓。
1、率先提出“兵谏”策略
蒋介石本人曾感叹：“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为杨虎城。”西安事变前，杨虎城起到的最为关键的作用是首先提出了“兵谏”这一思想，并逐步说服张学良接受了这一思想，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那么杨虎城“兵谏”的想法从何而来，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说服少帅（视频）的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虎城提出“兵谏”的动因与他的政治理念，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时局密不可分。爱国主义是杨虎城毕生的追求，也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在主政西北期间，他对抗日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参加抗日活动的学生给予暗中保护。
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在“国难”纪念日的阅兵活动中公然打出了“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是国民党军中较早在国内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人。同时，杨虎城是一个非常重视知识、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人，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接触共产党人的时间更早更长，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常识，对中国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杨虎城的思想与政治理念较张学良更为进步。另一方面，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是指导杨虎城一生行为的又一准则。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一直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这与蒋介石在党内排除异己、一人独大的理念背道而驰。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跋涉，终于在陕北落脚。而继东三省沦陷后，流离失所的东北军则被蒋介石发配到了“剿共”前线。1935年11月，张学良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
由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势力共同存在于西北这块土地上的局面正式形成。杨虎城敏锐地洞察到，想要实现抗日救国之目的，联合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是必由之路。而东北军远离故土力量削弱，张学良长期一人背负“不抵抗”罪名与蒋介石生出嫌隙等境况也让他看到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与优势。杨虎城开始主动与张学良进行接触，关心张的处境，排解他的苦闷，同时给予东北军生活上实际的帮助。
在此基础上，杨常常与张交流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阐述自己厌恶内战，意在抗日的理念。经过多次坦诚相待、推心置腹的交谈，张、杨二人的关系逐渐拉近，并首先在共同抗日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杨正式向张提出以实际行动反蒋是在1936年春。杨虎城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记录了杨虎城从张学良家中回来后对王说的一段话：
“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
我说：先要停止内战。
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了。
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
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所谓的“硬干”，指的便是以军事手段反蒋。但此时，“硬干”也只是杨提出的一种粗略的思路。此后，张、杨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如成立军官训练团，对军官进行抗日教育；秘密出版抗日文集《活路》，用以改造部队思想；甚至在“两广事变”后，试图以出兵支援等军事行动进行响应。虽然最终并未实施，但在准备过程中无疑已有了实际的军事部署。
此时，“硬干”这条道路似乎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只差一个具体的计划。1936年10月，杨虎城的老部下，十七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在向杨虎城阐述对时局的看法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兵谏”这一主意由此被正式提出来。杨虎城对赵寿山“捉蒋”这一建议表面上并未显示出多大热情，但实际上却默默地接受了。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向张、杨表示将继续大规模“剿共”。
10月29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名为“避寿”，实为部署“剿共”事宜。期间，张学良多次上书请缨抗日，甚至两次飞往洛阳“苦谏”，均无功而返。从洛阳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在同杨虎城谈话时再次表示对蒋极为不满，不愿意再和红军作战，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果断地向他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学良听到后惊愕不已，表示需要考虑。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向张、杨二人摊牌：要么剿共、要么让出陕、甘两省。杨虎城感到已没有妥协的余地，便找到张学良再次提出“兵谏”一事。这一次，张学良同意了。
正如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评价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作用时所说：“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们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
2、积极策划“兵谏”行动
“兵谏”行动事关重大，稍有差池便会满盘皆输。蒋介石生性多疑，因此必须确保这场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万无一失。在“兵谏”行动的策划阶段，杨虎城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首先是秘密制定“兵谏”的军事行动部署。杨虎城与张学良就“捉蒋”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兵分两路：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机关并逮捕蒋系高级将领。
12月7日晚，杨虎城专门向当时负责城里防卫的十七路军警备2旅旅长孔从洲部署任务，让他务必弄清蒋系武装在西安的情况：“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必须搞得一清二楚。”并于11点开始进行占领任务的演习。
其次是研究制定“兵谏”后的政治行动。12月11日晚，杨虎城招待完南京军政要员返回寓所后，便与部下孔从洲、赵寿山等人进一步落实城内的军事行动计划，同时对“兵谏”后即将面临的局势做了初步的应对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成立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在内的抗日联合政府；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救国会；西北地区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等九项事宜。
待午夜12时张学良来到杨虎城寓所后，一一同他商议。同时，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起草了准备向全国发出的通电稿，阐明这次行动的缘由和宗旨，并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
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最终目标的。杨虎城对“兵谏”之后的政治行动及善后方案考虑的更为缜密和周全。“扣蒋”不是西安事变的目的，之后如何实现“逼蒋抗日”之目标才是重中之重。西安事变必将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何妥善处理西北后续局势？若是“捉蒋”行动失败了又当如何应对？
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杨虎城在实施“兵谏”前，都已一一考虑过。除了列出捉蒋后安排的九项事宜以及起草通电稿外，杨虎城还预估了捉蒋行动的三种结果，据他的秘书王菊人回忆，杨说：
“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若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
由此可见，杨虎城对“兵谏”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得很细致，不打无把握之仗。而张学良对于“兵谏”后续事宜的处理则并未考虑太多，唐德刚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述：
“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第三是事先取得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早在响应“两广事变”时期，杨虎城便派人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得到了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杨虎城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六项政治主张。
虽然响应两广事变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但这一无意插柳之举无疑为西安事变后西北的处境增加了支持的筹码。西安事变后，韩复榘曾密电张学良，称西安事变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之后，在西安方面与南京形成对峙局面之时，杨虎城希望由地方实力派出面进行武力调停，韩复榘、刘湘等人都曾积极表示愿意出面。
从整个“兵谏”行动的策划及实施可以看出，杨虎城决心坚定，部署周密，心思沉稳，不动声色，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3、独自支撑善后危局
蒋介石曾在1937年2月派顾祝同进入西安进行“善后处理”时说过，应把杨看做是西北“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果说在西安事变前期，杨虎城与西北方面“三位一体”形式上的领袖张学良相比更像一条暗线，那么在西安事变后，随着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杨虎城则完全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三位一体”的实际领袖。
从西安返回南京后，蒋介石不出意料地违背了他在西安承许的诺言，并于1936年底到1937年春期间，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与军事上进逼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对西安方面进行了所谓的“善后处理”。
同时，包括苏联在内的东西方大国都一致反对西安事变；国内各地亦鲜有人公开支持西安事变；西安方面内部则发生了冯钦哉叛变、黄永安叛变等事件。这一系列的变故让西北形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紧要关头，杨虎城临危不乱，通过政治、军事等多项措施不断坚持与争取，以牺牲小我维护大局的胸怀，最终使得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同时也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政治目标，维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
努力维护“三位一体”的政治态势。杨虎城深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三位一体”的联合态势是蒋介石最为忌惮之处，也是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的最大筹码。因此，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多次公开发表讲话，表明西北方面同仇敌忾的态度。同时，杨虎城明白，张学良是稳定东北军军心、促进“三位一体”团结之关键。
因此，他始终坚持释放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在与南京方面的交涉中，一直把“释张”放在所有问题的首位。1937年元旦，杨虎城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官兵书》，表明“希望集中全国各党派的力量，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大家抛弃一切成见与党派关系，精诚团结起来，整齐我们抗日救国的阵容”，并明确提出“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
1月4日，杨虎城在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布会上坚决表示：东北军、西北军绝不分离，并对南京方面扣留张学良，增兵压迫西北表示极大愤慨。1月5日，西安各界举行保卫和平大会，杨虎城在会上宣读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戳穿了蒋背信弃义的事实，让民众了解了真相。
此外，在善后阶段后期，杨虎城还努力平息了“二·二”事件，制止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维护了“三位一体”的稳定。随着张学良回归遥遥无期，东北军内部老一代将领与少壮派军官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问题引发的矛盾日益激烈。高层希望与南京和谈，而少壮派主张同南京拼命。
最终发生了以少壮派军官应德田、孙铭九枪杀主和派首领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主和派也以枪杀高福源作为报复，东北军内部形势危在旦夕。面对危急形势，杨虎城挺身而出，将于学忠、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转移到新城保护起来，另一方面，在与周恩来商议后，迫令孙铭九等人离开西安，防止流血事件进一步扩大。
做好遏制内战的军事准备。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调动5个集团军近40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企图通过军事压力让西安方面接受他的善后方案，一时间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杨虎城并未被蒋介石这一举动吓倒，面对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他迅速作出回应，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同时，与周恩来、叶剑英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拟定了三方联合作战方案，从东线、西线、北线三个方面部署兵力，摆出不惜与南京方面一战的态势。西安方面团结一致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只好再次调整策略，更多地从政治上分化西安方面，内战危险由此被遏制。
牺牲小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本意是希望西北形成“三位一体”的半独立局面，即不撤兵，也不主动挑战，利用对峙迫使蒋介石让步，甚至在适合的时候，打几场小的战斗，以战促和。但由于后期张学良态度的转化，以及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调整了策略，把争取和平视为一切行动的依据，杨虎城处于两难的境地。选择继续对峙意味着更加动荡与复杂的局势，选择和谈意味着接受蒋介石的方案，而以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杨虎城之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正如1月28日杨虎城与他多年的朋友、共产党员南汉宸谈话时所说的：“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在一番痛苦的抉择（视频）后，杨虎城选择顾全大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他亲自向周恩来表示：愿意拥蒋抗日，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1937年2月4日，杨虎城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联名发表了《和平宣言》。
之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迫害悄然而至。1937年4月30日，蒋介石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军事。1937年12月，杨虎城与秘书、家人秘密回国，在南昌被逮捕软禁，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1949年9月6日，毛人凤按蒋介石指令，指挥军统特务在重庆戴公祠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和秘书一家秘密杀害。
叶剑英元帅曾在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时评价杨虎城“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纵览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相比于少帅的理想主义和对蒋介石的过分信任，杨虎城对整个西安事变的走向与把控明显有着更为谨慎和成熟的政治判断。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谋划和实施阶段，他是稳健而重要的推动者；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中，他是协调各方、独撑危局的“压舱石”。在西安事变的多个关键节点上，杨虎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而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促使他做出这一系列抉择的动因绝非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危亡。如今，西安事变的烟云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而杨虎城将军置民族大义于意识形态和个人得失之上的千古功勋，则永远会被后人铭记与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