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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丹麦朋友，热爱中国，到中国访问，想拜访某位他崇拜的并且正在“试译”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个中国作家未必会拒见远道而来的北欧崇拜者兼热心翻译者吧。后来，我遇到这位作家，他说：“今后不要把我的电话给落魄洋人。你介绍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车到我家来！”我闻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辩护几句：在中国的城市，公交车大抵只是为蓝领服务，但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贵者，一般人只是在有急事时才坐出租车，就连作家本人也是坐公共汽车的一员，这不仅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其实在西欧北欧，坐公交车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国的出租车便宜。但是选择交通工具，这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恐怕在这位作家眼里，我也是个落魄海外的教书匠，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后，我了解到这位作家远非中国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原来，他曾与一个洋人吃饭，结账时对方提议“ＡＡ制”平摊付账！这在西方是按荷兰方式分账。这位旧日文友是在饭桌上说的此话，我还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么？我于是就主动伸手取了账单，可他照例来抢夺一番，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细想一下，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ＡＡ制”。记得在美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男女，好像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激情如火恨不得熔成一体，但结账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为常，至少比中国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来得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账单就知道必是中国人：小小喧腾后面，藏着人际关系之玄机。

反过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知识人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说明许多中国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的时代，为什么不值得庆贺？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国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编兼出版社副社长的家：１８０平方米，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室内可以溜冰、开舞会，据说室内装修是他个人掏的腰包，其豪华程度类似五星级宾馆，而前者的家却像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我愕然，没有想过每个城市是否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简陋，说： “在香港，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经常要来欧洲的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值得骄傲，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中国某些城市却像一个狂躁的汽车城。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桶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今的中国知识人中间，而决不是身居在异国的欧美大学。

惟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