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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深秋，来自亚热带气候，初到多伦多的老公从公园散步回来后沉痛地向我报告：出大事了!公园里有一群长得象鹅一样的大鸟，都冻得只剩一条腿，还站在池塘的薄冰上!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是加拿大雁，另一条腿其实藏在羽毛里保暖。那这些候鸟为什么还不飞走呢?老公问，我说可能是太恋家吧?

唉，鸟尚如此，何况人呢?

九年前的五月，已是老移民的朋友把我这个新移民从机场接回来。

当车穿过中国城的时候，那新旧不同的建筑，拥挤的人群，林立的中文标牌和街边摆得有些乱的水果摊让人想到山西晋城或宁夏银川。只是车边偶尔闪过的，染了或蓝或绿头发的年青人才让人觉得有几分异国情调。

我问朋友，加拿大怎么是这样，怎么不见照片上的瀑布和现代的高楼?朋友象被揭了短似的连忙说不不不、只是这段路有点乱。

第二天早晨，信步走进楼下的公园。我的天啊!有他乡遇故知的，怎么还有他乡遇故乡的?公园里的气味一下子让人回到三十年前辽西走廊上的那个小镇。

放眼望去，小路旁齐刷刷地站着熟悉的白杨树，池塘边的垂柳让人想到当年邻居家门前的那一棵，再看那树下的草，是小时候最熟悉的老牛筋、车轱轳菜。对了，还有那片开了小紫花的，是当年羊儿们的最爱。

我明白了，如今的辽西小镇已是面目全非，但在地球的另一边，我找到了失落的家园。

新家园的一切总是真和幻的交织。不必说春天里的第一朵蒲公英，象四五岁的小姑娘藏在绿草中眨眼;漫山遍野的丁香花放浪地扭动着粉白淡紫的腰肢;也不必说夏日的黄昏把满天的彩霞投进平静的湖水，还美其名曰洗个霓裳浴;更不必说秋天里由大手笔泼洒出来的著名的深红和橙黄。

单是深冬时节，如果你有幸开一趟长途车，路边飞速倒过去的白桦和墨绿的松林，以及那望不到边的白雪，会把你那辆小丰田变成杨子荣座下的骏马。手扶方向盘，你一定想扬鞭高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新家园的风景自不必多说，新家园的人怎么样呢?

记得初来的时候，有一回捧着地图站在地铁站里，不知该上那个方向的车。茫然间，一个有着阳光一样微笑的白人小伙走过来问：你需要帮忙吗?我本能地紧张起来，不过还是告诉了他我要去的地方。他指着刚刚进站的那辆车说，就上这一趟。随后不等我说谢谢，就消失在忙碌的人群中。

还有一次，我在一排台阶下等朋友等得不耐烦，来回踱步。一位长得有点象西班牙人身体有些发福的老太太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到我的面前问：需要帮忙吗，姑娘?

我拼命地抿着上翘的嘴唇，尽力没笑出声。心想：你都拄着棍子还问我需不需要帮忙。谢谢你，女士，我只是在等朋友。老人家又走回台阶，我在后面问：你需要帮忙吗?谢谢你，姑娘，我不用。

多伦多的故事，也时常让我想起同样是大都市的上海。二十年前，站在南京路大百货店的柜台前，须鼓些勇气才能用我那土的掉渣的东北腔问：那件毛衣几多钱?只怕那穿着入时的店员会先白你一眼，再转头用世上最软的吴语对旁边的同伴咕噜一句：乡巴泞。

不过据老友说，如今上海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上海街头热情的警察和餐馆里周到的店员，令他这一直抗拒上海话的十三点竟想重拾吴侬语。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新家园都市里的人是这样一种风采，那么乡下人呢?

那年和朋友们一起开车去Georgian Bay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庄，村庄里的一户人家正在摆Yard Sale。朋友中有人最好此道。掉了车头，进了农家院子，在一堆旧玩具旧瓷器中间翻出了一件镂了玫瑰花的托盘，上面黄色的粘贴上写着：两元。

我拿出一个两元硬币，递给一直在旁边看书的主人，可他却说，这个不要钱。我争辩说“你明明写了要两块”。“我说了，那一堆东西都是不要钱的，”他坚持着。我带着感慨和那不要钱的托盘上了路，只是至今仍后悔没能记住那小村的名字。

后来我学得聪明了。前些日子去了趟渥太华。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加油站停下来，问那收银员，有咖啡吗?有。要一小杯。交了钱，却不见咖啡。咖啡在哪?我问。她指着巧克力货架说，就在那后面。我明白，这是要我自己去倒。

走到跟前一看，大中小三种杯子都摆在面前。我拿了小杯，倒了Hazel nut Mix就上了路。这一次我特意盯了一眼路边的标牌：Lee Greenville–很好听的名字，我就叫你李家绿村吧。你的名字美，你对人的纯朴的信任，也让人倍感温馨。

不知名和知名的小村总使我想起高中时乡下来的好友，每当放了寒假返学的时候，她会拎来一大水桶的粘豆包作为礼物。我有时想，天下的乡下人可能是一家。九年来经历的许多人和事似曾相识，可有些事还是挺新鲜的。

那年刚刚拿到公民身份，也正赶上大选。投票那天特意请了假，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之后一路小跑到了投票站。之后，在心仪已久的候选人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又大又重的叉。回过头来，见另一家中国人准备得更充分：一家老小投了票之后，还亮起了闪光灯拍照留念。我微笑着走过他们，心照不宣地朝他们招了招手。

还有一次，因为眼神儿不好错过了左转弯，只好在红灯前停车，待绿灯亮了竟没看见。后面差佬的车直朝我按喇叭。紧张之下我急忙转弯。不料这差佬竟给我吃了张危险驾驶的罚单。

我怒发冲冠，与那差佬对簿公堂。陈辞的最后是这样的：尊重的法官先生，我无意抵毁养育了我三十三年的故国，但在那个国家，普通人确实很怕警察，这位警察先生的举动令我惊慌失措，这一次即使我犯了错也是由他引起的。不管您今天的判决如何，我都十分感谢，我能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分辩，这在我一生还是头一回。

后来，不知是法官那天的心情好，还是被我的陈辞打动，大笔一挥罚金减半。

那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老家院子里的芍药开得很大，把花枝都压得趴在了地下。一天，问上幼儿园大班的侄女：你是哪国人?侄女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加拿大人。心想，这答案怎么有点出乎意料。沉吟良久，问自己：你是哪国人?本能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可再想一想，更准确的答案应该是：我是加国华人。

“加国华人”，不知这个定义是否可以加上这样的内涵：神圣的故乡夜夜入梦，眼前是美丽的家园。

三月初的一个中午，路旁还堆着小山一样的残雪，一个人坐在车里发呆，那只孤零零的加拿大雁呼啸着飞过雾蒙蒙的天空。我心里说，思乡心切的鸟儿啊，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