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回顾一下近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是如何攻击媒体的：
·上任后第二天，特朗普在中情局演讲时表示自己“和媒体的战争还在持续”，他把新闻工作者称为“地球上最不诚实的人”，还指责媒体对于其就职典礼人数的报道严重失实。
·在特朗普宣誓就职的一周内，位于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饭店禁止记者入内，而特朗普恰是这座酒店的业主，这本身就足以引起争议。
·特朗普胜选后迟迟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是美国历史上拖得最久的当选总统。他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怒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称他们报道的都是“假新闻”。特朗普还炮轰未经核实便曝光他“黑材料”的新媒体Buzzfeed，斥责该网站是“一堆失败的垃圾”。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曾表示将考虑把白宫记者团赶出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对《时尚先生》杂志表示，“媒体就是反对党，我就是要把他们请出白宫。”
·去年11月特朗普胜选后，曾在特朗普大厦与媒体记者编辑们会面，责骂媒体对自己的报道“毫无诚信”、“让人忍无可忍”。
·刚胜选后不久，他就在推特上斥责《纽约(专题)时报》等主流媒体煽动民众抗议特朗普当选。
他打破惯例，在多个场合出席公开活动时不让记者随行。
以上还只是去年11月后发生的事。
不久前，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学教授柯克·霍金斯研究了2000年至今73个国家的107名“民粹主义”领导人。按照研究人员定义，他们都是魅力型的领袖，倾向于将现实世界描绘为一场冲突斗争，斗争的一方是饱受欺压的“人民”，一方是玩弄阴谋的精英阶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都属于这样的领导人。
桑德斯不是国家领导人，因此没有包含在此项研究中，不过霍金斯认为他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刚刚上任的特朗普也没有被研究收录，霍金斯认为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研究霍金斯发现，这些民粹主义者领导人在任时间越长，媒体自由度（按自由之家媒体自由评分衡量）就越低。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凛冬已至，媒体应如何应对？
霍金斯表示，民粹主义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方向无比正确，媒体的监督就是在反对政府。“（民粹主义）认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人民的意志应该是统一而和谐的。如果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就很容易制造极化的话语：‘你既然不属于人民，一定是邪恶的精英。’”
不同国家操纵民粹主义的方法各不相同，对媒体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委内瑞拉，忠于政府的武装团体持枪驱逐记者，当地环球电视台总裁苏洛阿加因“出言冒犯总统”而被逮捕。另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则对记者处以罚款，在土耳其，许多记者被关进监狱。
当然，美国媒体目前还不会面临这些威胁。美国的制度比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强得多，新闻自由的常态还没有被特朗普鼓吹仇恨的推文所侵蚀。在美国，人们仍然认为总统将媒体斥为一堆垃圾是奇怪的事情，不过特朗普已经这么做了。
此外，特朗普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将华盛顿的权力还给美国人民，其民粹主义倾向展露无遗。如果特朗普像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一样，想要避开媒体的监督，美国没有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必须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例会，也没有法律保证媒体可以进入白宫。
有些记者的工作环境对媒体从业人员极不友善，他们的经历既突出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也展示了敌视媒体的政治领导人们逃避监督调查的惯用手段。在俄罗斯(专题)工作的记者达里娅·卢甘斯卡娅感叹俄罗斯没有美国那样的《信息自由法案》。她认为美国记者应该捍卫美国法律，坚持要求行政机构披露多种类型信息。而在俄罗斯，尽管一些官员会接听电话或回复消息，但是要从俄罗斯国家安全局获得官方评价，记者必须以老掉牙的方式提问。“唯一的方式是传真，国家安全局应在30日内回复（但在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回复过）。”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跟许多新闻自由受限的记者一样，卢甘斯卡娅与她的爆料人只能通过加密的通信软件联系，即便有法院的要求，服务商也无法提供对话记录。正如我的同事卡韦赫·沃德尔所言，这对于美国记者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对于想要保护匿名消息源的记者而言更是如此。
最先报道阿根廷检察官尼斯曼死亡消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记者戴米安·帕赫特去年被迫逃至以色列。帕赫特意识到自己被安全部门的人跟踪，因此他经乌拉圭和西班牙飞往特拉维夫。不久后，阿根廷前总统府“玫瑰宫”的官方推特账号公布了他的航班详情。帕赫特称这样的情况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很难想象。他宣称自己的同事也遭到跟踪和窃听。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开新闻发布会，通常只会让忠于自己的记者发问。“你必须习惯这种现象”，帕赫特说。他则会尝试与消息源进行面对面沟通。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是欧洲大陆最保守的右翼政党之一。它于2015年上台执政后，不断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加强了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掌控了记者人事聘用的决定权。波兰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德国之声表示，希望报道把重点放在“国家目标”上。华沙的自由派日报《选举报》记者巴尔托什·维林斯基说：“他们的宣传工作搞的完全是普京那一套。”
维林斯基表示，像他这样的非国有媒体记者“不被允许随总统、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共同出访。官员们根本不会接听我们编辑部打去的电话，也不会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只会在议会辩论时、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在演讲时攻击我们，说我们是邪恶的。他们试图抹黑我们的形象，让人民相信我们在说谎。他们也禁止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他说尽管美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当我看到特朗普对CNN的表态时，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问题，换做我我会感到害怕。”
土耳其记者西纳·基佩尔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他自己的报刊被政府取缔了。他表示，自己和许多记者同行会长期间歇性失业。不易被监控的虚拟专用网络已经成了当地记者们的必需品。
“土耳其记者们出于恐惧往往把措辞改得更为温和，对报道进行自我审查，”他说。“这不仅是出于来自政府的压力，也是出于来自政府支持者的压力。他们完全能够兴风作浪。”
基佩尔认为，特朗普在现实中对媒体的打压将是有限的，但是他仍然发现特朗普与埃尔多安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上有相似之处。“特朗普可能无力取缔《纽约时报》，但是他能够让《纽约时报》在美国人心目中失去公信力，这也正是特朗普所指望的，”他说。
对这些记者而言，唯一的好事是从绝望中迸发出了创造力。他们更加依赖非政府的消息源，探索新闻报道形式和传播渠道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