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42年2月28日，西安某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手忙脚乱。
“一出生就天下大乱。”母亲抱着孩子调侃。未足月的孩子身体瘦弱，母亲希望她身体健壮一点，为她取名刘侠。可谁知道，命运却偏偏转了个弯儿。
2003年2月6日凌晨，台北市某医院的医生从急救车里接下一个61岁的女人，入院原因：头部遭到撞击，下肢两处骨折。陪在她身边的是80岁的老母亲。
2月8日，中新社香港(专题)电台北消息：以笔名“杏林子”著称文坛的作家刘侠遭印尼籍家佣殴打，于凌晨因伤重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一岁。那个早产的孩子，那个有着八十岁老母的女儿，都是刘侠。
刘侠的一生，仿佛是另一个版本的史铁生。两人很像，同样与病魔纠缠、同样醉心文字、同样皈依宗教，但却更加凄凉。年幼患病、学历低浅、无夫无子，而生命的最后，竟是被精神失常的菲佣从床上拖下来，受虐待骨折而死……
刘侠生前常说：“除了爱，我一无所有。”
相比史铁生在文坛的地位和知名度，台湾(专题)作家刘侠鲜少为大陆人所知。但今天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便能和刘侠有“一面之缘”了——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人教版教科书第19课《生命生命》，就出自刘侠的手笔。
在《生命 生命》中，刘侠对一只想要捏死的飞蛾尚且软了心，对一只飞蛾的生命力感动不已。可谁也想不到，这个放走飞蛾的女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灰暗与挣扎，对生命产生了怎样的执念？
童年时期，刘侠就像一个“侠”，叛逆逃学，经常被父亲打骂。
1948年，刘侠六岁。国共内战，政府军节节败退。那时刘侠的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家人失去了联络，母亲带着她和姐弟，随着难民潮一路往南逃，最后落脚桂林。兵荒马乱中，刘侠和母亲竟然奇迹般地和父亲相遇，于是举家撤到台湾。
幸福的日子没开始多久，命运的转折却已无声的酝酿。
在刘侠初中联考前夕，一天她突然感觉左肩疼痛，没几天左脚关节也开始有强烈的疼痛感，肾脏也开始发炎，刘侠脚肿得像面包，天天只能吃不放盐的粗糠。
那是一段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刘侠终于选择休学在家。
后来，台湾北投国小仍然给她发了毕业证书，这也是刘侠一生最高的学历。
12岁，刘侠被最终确诊为罕见的“类风湿关节炎”，这是一种无药可治的慢性疾病，意味着患者一眼可以望见死刑的归宿，却还要经历漫长的煎熬。
刘侠开始了与医院相依、与病魔打仗的绝望——各种各样的膏、丸、汤、散，什么扎金针、拔火灌、烟熏、活烤、水蒸、种胎盘、用牛尿洗澡、请原住民的巫医诊治、甚至吃过蟑螂、蜈蚣、蝎子加味的偏方……
西医无效就看中医，中医无效又回头找西医。父母爱女心切，只要别人介绍哪位医生高明，就赶快请来治疗，哪味药方有效，就立即买来服用。
单调的日子望不到头，关节一个接着一个“失陷”。那段时间刘侠每天偷偷哭泣，被生不如死的疼痛密密匝匝地笼罩。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母亲和兄妹先后受洗，刘侠日后常常打趣：“我一人生病，让全家人的灵魂得救，岂不该好好谢我？”
1958年的夏天，刘侠认识了警备总部图书馆的沈振宇。他教刘侠欣赏中外名著，系统地教她文学知识，刘侠视野大开，还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学习写作，逐渐忘了疼痛之苦。那时刘侠生活的乐趣就是在床上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
因为籍贯在陕西省扶风县杏林镇，她给自己取了笔名“杏林子”，意为杏林之子。
刘侠写作的过程不易，但每一个字都“亲力亲为”，腿上架着一块木板，颤巍巍地用两个指头夹着笔写字，每一笔都如同举重，承受着巨大的痛苦。20世纪上半叶的台湾，残疾人普遍不为人们尊重与重视。阴暗孤单的角落里，刘侠却写出了几百万字、20多本著作。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学课本中看到她的散文《杏林小记》、《生之歌》、《生之颂》，这些书都是台湾中学生假期指定读物。
1980年，刘侠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弟弟戏谑地说：“哇，十大女歌星耶！”刘侠莞尔一笑，自认当选“十大杰出女病人”，并接受总统蒋经国先生的召见，蒋经国还亲自为她推轮椅。
那时，坐在轮椅上的刘侠开始有了惺惺相惜的友人，一个是三毛，一个是手臂残疾的退休老兵作家张拓芜。
三毛有感于自己和刘侠有同样自学的经历，且童年心灵都曾受创，便自认与刘侠、张拓芜三人，或因疾病，或因心灵伤痕，同为直面死亡压力的畸零人，三人感情甚好，号称“铁三角”。三毛与张拓芜常常来家里探望刘侠，彼此书信往返也多。
作家张拓芜
据说三毛有次去探望刘侠，因为不忍刘侠被病痛折磨，出门后就开始祈祷：“神啊，刘侠太惨了，求你大发慈悲早些接她到你那里吧。”刘侠听说后吓了一跳，立马重新祷告：“神啊，关于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听三毛说，你还是听我的吧！我还未活够，我还有太多事未做完，死不得呀！”
然而，三毛却先刘侠一步。
1991年1月4日，48岁的三毛在台北市医院的病房里自杀。刘侠以圣诗《落日之那边》为题，写了一篇《念荷西，慰三毛》的悼文，颇为感人。各界都在哀悼，唯独三毛生前最好的朋友刘侠直言，她批评三毛不该自杀：三毛自杀并非学习的典范，希望大家能节哀顺变。
她反反复复强调：“我最不能原谅她的，是她使自己的父母伤心！”
在刘侠看来如此得来不易的生命，三毛就这样轻易放弃了，也一同放弃了三人的友谊。
刘侠（左），三毛（右）
回想当年，三人的一段对话似乎隐隐暗示了各自的结局。当时，三毛来看望刘侠，看刘侠身体逐渐萎缩，大痛小痛不断，便灵机一动，说假如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要给刘侠一颗毒药，然后由自己和张拓芜来承担法律责任。张拓芜立即回答：“我不敢，我没这个胆子去承担这种责任！”刘侠却早就叫了起来：“不可以！我还没活够呢！”
张拓芜后来每每想起，还是钦佩于刘侠对于生命那种强悍而勇敢的态度。
三毛离开后的日子里，刘侠仍然不放弃写作和宗教信仰，还热心公益。她创办了台湾最大、最有影响的残疾人组织——伊甸园，为残疾人士争取社会福利、从政参政权。
刘侠辅导的残障儿童
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越来越高，刘侠的身体却不可控制地衰竭。在带领伊甸喜乐四重唱赴香港演出的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刘侠罹患大肠炎，整整五十天滴水未进，靠点滴维持性命。1993年，她应邀去清华大学毕业典礼致词，因为呼吸不畅，咳嗽不断，说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如牛。
中华民国残障联盟筹备会成立，刘侠任主席，并被推选为残障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可她却数次药物中毒、急性肝炎、关节恶化、吞咽困难、听力衰减、膀胱萎缩，一次又一次被推进重症病房。
也许是为了犒赏自己经受着如此折磨还活着，一次手术之后，刘侠要求医院为她穿耳洞，她为自己买了一块小玉和一条银饰项链。
2003年，刘侠的印尼籍看护突然精神失常，刘侠被其严重拉扯而受伤，不治离世。
刘侠的家人没有追究看护的责任：“按照刘侠的性格，她一定会选择原谅。”
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刘侠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一个甜蜜的受苦者，一个快乐的忧世人，一个富有的穷光蛋，一个小学学历，却练达睿智的人。”
刘侠的《朋友与其他》里也有这么一段话：“就让生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犹如窗前的乌桕，自生自落之间，自有一份圆融丰满的喜悦。春雨轻轻落着，没有诗，没有酒，有的只是一份相知相嘱的自在自得。”
